李豫川  原载《禅》1999 年第 1 期

　　一千二百六十年多前的唐开元年间，一位身披袈裟的和尚，率领一支经过训练的测量队，不畏严寒，不避酷暑，风餐露宿，跋涉万里，对祖国疆域进行了一次空前的天文大地测量。这次测量，北起北纬五十一度的铁勒回纥部（当时唐朝设置的瀚海都督府，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西南的喀拉和林附近），南达北纬十七度的多邑。以黄河为中心，遍及朗州武陵（今湖南常德）、襄州（今湖北襄樊）、太原府（今山西太原）和蔚州横野军（今河北蔚县东北部）等十三处。重点是中原大地北起卫河东岸的白马（今河南滑县），南至汝河之滨的上蔡，中经浚仪（今开封西北）、扶沟这一横跨黄河南北的漫长地带。
　　这次划世纪的测量，不仅正确计算出了中国各地昼夜不同的准确时间，而且测出从滑县到上蔡的北极高度相差一度半，两地实际距离为五百二十七里二百七十步（唐代长度，一尺等于现在的二十四点五六厘米，五尺为一步，三百步为一里）。从而得出每三百五十一里八十步（折合现代一百二十九点二二公里），北极高差一度的结论。相当准确地提供了地球子午线一度弧的长度，纠正了我国最古的天文算学著作——《周髀算经》关于子午线“王畿千里，影差一寸”的错误计算公式，对人们正确认识地球作出了重大贡献。主持这次天文大地测量的和尚，就是唐代杰出的天文学家一行。
　　据《旧唐书·一行传》记载，一行原籍魏州昌乐县（今河南南乐县境），生于唐高宗李治弘道元年（683），本姓张，名遂，是唐初功臣张公谨的后裔。少年时代家境贫寒，常依赖他人接济度日。但他天资聪慧，刻苦好学，记性过人。一篇数千字的文章，他看后可以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二十岁左右到长安（今陕西西安）拜师求学。当时京都有位学识渊博的道士，送给他一本西汉扬雄（前56-11年）所著的《太玄经》。他经过几天几夜的潜心研读，居然很快弄懂了书中的道理，写出了具有自己独特见解的论文——《大衍玄图》和《义诀》各一卷，阐释晦涩难懂的《太玄经》。得到著名的藏书家尹崇的奖誉，名声大振，成为京城有名的学者之一。
　　武则天（624——705）登基后，她的侄子武三思（？——707）官居尚书，封梁王，专擅威福。他为了沽名钓誉，到处拉拢文人名士为其效劳，指名要与张遂结交。张遂秉性正直，平时十分憎恶这些倚仗权势、不学无术的皇亲国戚，遂隐而不见。适值此时，普寂禅师到中岳嵩山弘扬禅法，张遂参听之后，有所觉悟，乃于嵩阳寺礼普寂为师，落发为僧，得法名一行，时年约二十五岁（708年）。
　　出家之后，他得到普寂的许可，四处游方参学。北宋释赞宁（919——1001年）所撰《宋高僧传·卷五》说他只身三千里，到浙江天台山国清寺从一位隐名的大德研习数学，工巧明的造诣因而更深，名声也就更响亮了。唐睿宗李旦于是710年即位后，曾遣东都留守韦安石以礼征聘二十八岁的一行和尚；但他称疾坚辞，却徒步到湖北当阳玉泉山，拜悟真律师学习毗尼，并探讨天文。
　　开元五年（717），唐玄宗李隆基命一行的族叔、礼部郎中张洽亲自去武当山请一行入朝，协助善无畏（637——735）在洛阳大福先寺翻译《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即《大日经》）。
　　但李隆基请一行进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整理历法。当时观察、计算天文与使用历法都是沿袭古代的旧方法，谬误百出。如测定夏至这一天的日影长度，就是按照古代典籍——《尚书·考灵曜》和《周髀算经》中所载，于夏至日正午时刻，在南北相距一千里的两个地点，用八尺高的标杆（古代称之为表），测量出太阳阴影长度相差一寸。这种没有科学根据的方法，在唐以前观察宇宙天文中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成为“盖天说”等错误宇宙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从南朝到唐初的杰出学者何承天（370——447）、刘焯（544——610）、李淳风（602——670）等人都根据各自的观察，对这种计算方法提出了异议，但由于没有大规模地系统测量验证，致使这一错误的观点一直阻碍着人们正确地解释地球、宇宙和认识日月五星运动的周期。也由于这个原因，致使沿用的历法误差越来越大。再加上当时计算时间统一以京都的漏刻（计时器）为准，没有考虑各地的时间差，因此经常出现计时不确以至日月蚀计算不准的现象。《旧唐书·天文志》云：“开元九年（721），太史频奏日蚀不效，诏沙门一行改造新历。一行奏云：‘今欲创历立元，须知黄道进退，请太史令测候星度。’”这就要求修改历法，规定各地不同的漏刻制度，确定各地日影长与漏刻日夜分差；以精确计算出日月星辰的运行情况和发生日蚀时各地能看到的不同蚀相及时刻。这些，都迫切需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天文大地测量。
　　开元九年，一行开始草拟《大衍历》，至开元十五年（727）完成，首尾达六年之久。这段时期，他的工作非常紧张。在历法方面，他要做许多准备工作，如《新唐书·艺文志》所记载的《历议》十卷，《历立成》十二卷，《历草》二十四卷，《七政长历》三卷等书，都是为草拟《大衍历》所作的重要文献。此外，他还要收集实测的资料，制造天文仪器以供测候之用。
　　据《新唐书·天文志》记载：开元十一年（723），一行和率府兵曹参军梁令瓒（机械制造家）合作，用铜、铁制成测定日月星辰位置和运行规律的“黄道游仪”。测候结果，证实了恒星的位置较上古有移动。他画成三十六张图，深得李隆基的赞许，亲为“黄道游仪”制铭。接着，一行又受诏和梁令瓒等人制造“浑天铜仪”。浑天仪是我国古代天文的重要仪器，创始于西汉武帝时的落下闳。东汉安帝刘祜元初四年（117），张衡（78——139年）将浑天仪改用漏水来转动。汉以后，又屡有改进；尤其是经过一行和梁令瓒的努力，才比较完备。《旧唐书·天文志》云：“铸铜为圆天之象，上具列宿赤道及周天度数。注水激轮，令其自转，一日一夜，天转一周。又别置二轮络在天外，缀以日月，令得运行。每天西转一匝，日东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凡二十九转有余而日月会，三百六十五转而日行匝。仍置木柜以为地平，令仪半在地下，晦明朔望，迟速有准。又立二木人于地平之上，前置钟鼓以候辰刻，每一刻自动击鼓，每辰则自动撞钟。皆于柜中各施轮轴，钩键交错，关锁相持。既与天道合同，当时共称其妙。铸成，命之曰‘水运浑天俯视图’，置于武成殿前以示百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