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密高僧的文化贡献
兹将开元三大士、一行、空海等唐密高僧的文化贡献分述如下：
一、开元三大士的译经
开元年间，中国佛教显教的传译，历经东汉至两晋的幼稚时代，东晋至隋的发达时代，及初唐的极盛时代，至此可称观止。此后所出经论，卷帙大都有限。开元至贞元的八九十年间，有开元三大士出，广译密典，从而掀起中国译经史上最后一个高潮，中国密教也进入了极盛时代。
善无畏入华传译纯密，开始了唐密的创建。据李华《行状》、《碑铭》等记载的译经活动如下：
开元五年，于西明寺菩提院奉敕译《虚空藏菩萨能满诸愿最胜心陀罗尼求闻持法》一卷，沙门悉达译语，无著缀文笔受。所译经典缮写进内，玄宗深加赞赏，令所带梵夹(佛经)均进奉内宫，因而善无畏带来的密典未得广译。后来与弟子一行在华严寺收藏的沙门无行求取的经中，找到有关“真言宗胎藏部要藉”，作为传持翻译之用。
开元十二年(724)，善无畏随玄宗入洛京(洛阳)，先住大福先寺，从无行求取的密典中译《大日经》六卷，十三年又译《供养法》一卷，合为七卷。沙门宝月译语，一行笔受，崔牧书《序》。《大日经》原为十万偈，善无畏译其精要三千颂。
开元十四年译出《苏婆呼童子经》三卷，《苏悉地经》三卷。善无畏所译之经详见后附目录。另外，“尚有密法十余种，传(《宋高僧传》)录(开元、贞元释教录)皆未记载，以非密宗行人不及知也。”
金刚智三藏从开元十一年从事译经，开元十一年(723)因一行之请，始于资圣寺译经，译出《金刚顶瑜伽中略出念诵法》四卷、《七俱胝佛母准提大明陀罗尼经》一卷，由东印度婆罗门大首领直中书伊舍罗译语，嵩岳沙门温古笔受。
开元十八年(730)于大荐福寺译出《金刚顶经曼殊室利菩萨五字心陀罗尼品》一卷、《观自在如意轮菩萨瑜伽法要》一卷，沙门智藏(不空)译语。又于旧《随求》中更续新咒。十九年之后又译出《金刚顶经瑜伽修习毗卢遮那三摩地法》一卷、《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身咒本》一卷、《千手千眼观自在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咒本》一卷、《不动使者陀罗尼秘法》一卷等。所译经典目录见后文附录。
不空与鸠摩罗什、玄奘、义净等并称为中国“四大译经家”，在文化史上影响深远。不空前后所译经典，据吕建福《中国密教史》中统计，共一百一十一部，一百四十卷(目录详附于后)，以下就史料所载略述不空三藏的译经活动。
不空早年随师金刚智译经，担任笔受、译语等职。从印度返国后，在长安、河西等地也有译事，但并未组织大规模的译经活动，直至公元755年之后，不空以大兴善寺翻经院为中心，才开始大规模地开展译事。
唐代，不空的大兴善寺译场又与玄奘的慈恩寺译场、义净的荐福寺译场并称“长安三大译场”。公元755年以后，三藏在此传法、译经近二十年，直至圆寂。此寺因此成为唐密的祖庭之一。
不空译经，先从收集、校勘原本梵夹开始。所译大批密典的梵本有两个来源，一是前代大德遗存的梵夹，一是三藏从天竺、师子国取回的梵夹。
乾元元年(758)三月十二日，不空三藏上书朝廷：“请搜捡天下梵夹修葺翻译”。
上文所提的寺院，为玄奘、义净、善无畏等诸高僧的译场，都还存有不少梵夹，其中有许多还未译出，所以三藏请求搜集修补。另外还请将全国各州县寺舍村坊遗存的梵夹一并“捡阅收访”。此时安史之乱尚未平息，全国范围的搜寻估计并不彻底，但至少对主要地区的大部分梵夹进行了收访、修补、登记。许多运到大兴善寺译馆保存。这次梵夹的集中在前代很少有，在唐代也可能是唯一的一次，对译经事业起到了积极作用。
天宝五年(746)，不空从印度带回“陀罗尼教金刚顶瑜伽经等八十部，大小乘经论二十部，计一千二百卷，”这些经卷没有进行大规模地翻译。乾元元年六月十一日，即请求在全国搜寻梵夹的上书三个月后，三藏又上书朝廷，说以前取回的千余卷梵经运回长安后未能翻译、抄写，请求翻译，得到准许。
不空译经时，抽调了不少其他寺院的高僧作助手。广德二年(764)，就从长安及全国各寺抽调了怀感、含光等四十九位大德到大兴善寺，这些高僧皆“道业清高，洞明经戒，众所钦尚，堪为师范。”
不空译经的费用直接由国家支付，或由王公大臣及地方官吏捐助，如宝应元年(762)鹿阝坊等州都防御史杜冕曾一次捐助二千五百余贯。
如上种种，为译经事业创造了良好基础。
在四大译经家中，玄奘共译经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为卷数第一。不空则译经一百一十一部，为部数最多者。在三藏住持大兴善寺翻经院时期，也是中国译经史上的最后一个高潮。
二、一行祖师的科技成就
开元五年(717)，玄宗强行征诏一行祖师入京修订历法。当时，观察、计算天文与使用历法都是沿用古代的旧方法，错误百出。开元九年，一行禅师开始草拟《大衍历》，至开元十五年(727)完成，首尾达六年之久。这段时期的工作非常紧张。在历法方面禅师作《历议》十卷，《历立成》十二卷，《历草》二十四卷，《七政长历》三卷等，为草拟《大衍历》进行文献准备。另外，还须收集实测资料，制造天文仪器以供使用。
为了测定日月星辰的位置和运行规律，须制黄道游仪。仪成，玄宗亲为制铭，置之灵台(天文台)以测星度。据此，禅师证实了恒星较上古有移动，从而认识到恒星的位置并不恒定的事实。现代天文学称恒星位置的为“本动”，西方国家恒星“本动”现象发现于1712年，发现者为英国人哈雷（Halley Edmond），这比一行禅师的发现晚了约一千年。禅师又据观测画成星图三十六张，深得玄宗赞许。
接着，禅师又受诏与梁令瓒等制造浑天铜仪。浑天仪创始于西汉武帝时的落下闳。东汉元初四年(117)，张衡将浑天仪改用漏水转动。汉以后屡有改进，尤其经禅师与梁令瓒的努力才比较完备。铸成，命名为水运浑天俯视图，置于武成殿前以示百官。这具水运浑天铜仪不仅能显出日月运行的规律，而且可以自动计时，是世界上第一只机械转动的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