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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塘寺早期政策史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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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理塘寺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一个重要寺院,它与川、滇、藏之间都有一定的历史影响。文章把理塘寺的早期历史分三个阶段加以探讨,即三世达赖时期理塘寺的创建;五世达赖与和硕特部蒙古统治时期理塘寺的兴衰;清初七世达赖时期理塘寺与七世达赖的关系及该寺的振兴等历史。理塘寺早期政教史及其特点说明,理塘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与其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不无关系,在它发展过程中曾受到诸因素多文化的影响,特别是明清以来汉藏文化在此交融,使理塘乃至于康巴地区历史和文化呈现出自己独有的特点和魅力。

  甘孜州理塘县的理塔寺,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在康区的一座著名寺院,有“康区格鲁派诸讲修道场中最为殊胜的大寺”之称。此专人杰地灵,久富盛名,为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1543—1588)创建,七世达赖喇嘛噶桑嘉措(1708—l757)和十世达赖喇嘛楚臣嘉措(1816—1837)诞生于此,在藏区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历史上,理塘寺规模宏大,它南北长550米,东西宽300米,有房屋428座,1500多间,极盛时期共有僧人4371人。然而这样一座名寺,在它建寺之初,也有一段辎的兴衰史。目前,对于理塘寺的政教历史等方面,尚不见有专门的研究,本文主要根据所见史料对理塘寺的形成及早期政教史作一初探,进而从一个角度探讨川藏(或康藏)政教关系的历史走向,不足助雕家指正。

  一、理塘寺的建造历史

  理塘寺建于明万历时期。明朝以“多封众建”管理藏区,对西南地区的一些土司采取扶植和怀柔的策略,以加强边疆的统治。西藏在三世达赖喇嘛时期,藏传佛教格鲁派积极寻找生存空间,向蒙藏广大地区发展。理塘寺即于此时建造,而且与明朝的这种土司政策和其他民族的影响有一定联系,反映了当时纳、藏等民族关系在该地的变化。

  理塔寺之修建与两个重要人物有关,一个是云南丽江的木氏土司,一个是格鲁派的领袖三世达赖索南嘉措。这段历史,特别对于本土司支持修建理塘寺的史实,格鲁派的史书往往也只作轻描淡写。木氏土司远在滇西北金沙江之外的丽江,与理塘之间还有迪庆藏区,以及康南的德荣、乡城、稻城等地区相隔,他怎么跑到理塘去请三世达赖建造寺院呢?这还得追溯该地区的一段特殊历史。

  金沙江在滇西北将丽江与迪庆藏区分割于南北两边,南边的丽江为受藏文化影响很深的纳西族世居之地。纳西族在藏文里称作“姜”(vjang),最早见于吐蕃藏文史书的记载。如:“赞普又推行政令及于姜域”,“姜地有所谓自蛮子者……姜王名阁罗凤者遂归降”。[1]比“姜”或“姜域”,即南诏国,纳西族的先民是南诏的组成民族之一。丽江《木氏宦谱》称:丽江木氏土司的第一个祖先秋阳于唐高宗元年间(674—676)任“三甸总管”,其后裔于唐开元年间建立了越析诏奴隶主政权。“三甸”即丽江,越析诏即六诏之—,后为南诏所统一。至于明朝,纳西族发展很快,木氏土司雄霸一方。

  藏族人一般称木氏土司为“姜萨当杰布”。《格萨尔王传》中《姜岭大战》一部反映就是藏族与姜萨当杰布发生战争的历史。这个土司多被描写为妖魔鬼怪,身居八角碉楼。这种调楼被藏民称为“姜妖”房或“姜房”,[2]见于甘孜州的义敦、雅江、九龙、康定、丹巴等康区各地,说明其影响的区域之广可见一般。

  因得明朝的背后支持,事实亦如此。1382年(明洪武十五年)明军平云南,丽江土酋阿得归附。次年,明朝赐姓木,且予世袭。从此,历代木土司均受明朝封命,代不绝书。在明朝支持下,本土司敢向金沙江以北的藏区扩张地盘,并在藏区修建了自己的临时王宫“年各羊恼寨”(在今小中甸境内)。在对藏区的经营中,经木泰、木定和木公三代土司相继征战,约至1553年前后,今迪庆大部分藏区被征服。至万历年间(1573—1620),本土司将迪庆全境(今中甸、维西、德钦)收眼,将势力伸向盐井、芒康、巴塘、理塘和木里等康南藏区。藏史将这个时期称为“丽江木土司管辖时期”(ljang dus),理塘等地自然在“姜(统辖)的地区”(ljangs gyi cha)之内。[3]

  此时,青藏之间的政教关系也在发生着一些变化。1559年(明嘉靖三十八年),明封顺义王的土默特蒙古俺答汗袭居西海(青海),其势力一度直达河源“红帽儿”番地(今玉树等地)。1578年(万历六年),俺达汗邀请三世达赖喇嘛到青海并为仰华寺(察卜恰勒庙)开光,三世达赖喇嘛命名为“特钦曲科林”(大乘法车仑洲)。俺达汗赠予索南嘉措以“圣识一切瓦齐尔达赖喇嘛”的尊号,“达赖喇嘛”名号即始于此。达赖喇嘛回赠俺达汗“法王大梵天”称号。从此,蒙古上层与藏传佛教格鲁派领袖正式结纳了关系,格鲁派开始逐渐传播于广大蒙古地区,打开了蒙藏民族加深交往和文化交流的大门。次年(1579年)初,索南嘉措派往西藏三大寺熬茶放布施的阿升喇嘛返回并呈献一封西藏僧俗部众请求达赖喇嘛迅速返回西藏的书信。达赖喇嘛打算在理塘建立一座寺院,要求从吉雪派遣工匠。按其要求,布乃辛等四名尼泊尔工匠来到了青海。但是俺达汗也请求达赖喇嘛继续到蒙古宏法,达赖喇嘛答应他说,他要先去理塘创建寺院,等这项使命完成后,如果西藏方面不发生什么不可逆转的事情,就可以去蒙古地方。[4]

  三世达赖喇嘛此去康区理塘,也有一些教派出来反对,甚至进行斗法。据《三世达赖喇嘛传》记载:他在去理塘的路上,当行至林城时,该地一座石山摩崖上出现了吉祥天女主仆三尊的天然身像。索南嘉措功德赫然,声誉大振,这使继承日增钦布桑杰林巴教法传统的噶托巴师徒很不服气,他们认为索南嘉措象噶举派的噶尔巴喇嘛那样只有世间的力量,没有神奇法力,遂差遣山妖七兄弟,显示神变。索南嘉措派遣估主作法,将其驱返。噶托巴们方才折服,前来拜谒。此后达赖喇嘛继续前行,并祈祷本尊神为理塘大寺的地基加持护佑。[5]

  我们不清楚索南嘉措为何要选址理塘建寺,而不选在其他地方呢?具体的原因未见记载,这也许是事先的筹划,但从战略位置上,理塘是进藏的重要驿站,也是南下滇西北的通道,在康藏具有突出的地位。在此建寺可使格鲁派在康区形成一个中心点。从当时的历史看,三世达赖喇嘛因受蒙古俺达汗的延请宏法,双方互赠尊号,且于翌年(1679)八月,明朝万历皇帝又派来以宫廷鼓吹开道的三个大臣,颁给索南嘉措“护国弘教禅师”的封诰印信及官帽、官服、诏书,赐赏大量宫廷礼物,宣旨褒奖:“尔使朕所统的蒙古四十部落和甘洲都堂的臣僚等,心愿皆得满足,善哉!朕今特召尔渐次来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