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过拉卜楞寺与清朝中央政府的关系
一、嘉木样一世获康熙皇帝册封
拉卜楞寺与清朝中央政府的关系要追溯到嘉木样一世在西藏的经历。
拉卜楞寺的创建者嘉木样一世俄昂宗哲二十一岁入藏求学深造，刻苦攻读，毅力过人，十年之后便崭露锋芒。出任为哲蚌寺郭莽学院的主持，此后他在第巴·桑结嘉措和拉藏汗之间的角逐、以及仓央嘉措入京等问题上，与西藏上层分子的意见相左，考虑西藏人民之安危，远见卓识，抉择理智。备受三大寺上层的排挤，遂与拉藏汗家族的青海和硕特部前首旗首领察汗丹律结盟，于土牛年（1709己丑）东返安多创建拉卜楞寺。
拉卜楞寺的根本施主察汗丹津适时把握政治动态，金蛇年（1701辛巳）和木羊年（1715乙未）两次朝觐皇帝，对藏中大事启奏献策，辅国效力。水兔年（1723癸卯）被清廷晋封为青海和硕特部亲王。金蛇年起，俄昂宗哲的师傅之一的章嘉二世罗藏曲丹在北京荣任国师的要职。我们有理由推想，拉藏汗、察汗丹津和章嘉等必然向朝廷汇报俄昂宗哲在西藏非常时期的生动表现和在安多的政教作用。土猪年（1719己亥），俄昂宗哲派然卷巴·嘉央凯荞进贡康熙，皇帝回赐赏品。拉卜楞寺第一次与中央政府发生关系。次年（1720庚子），康熙遣使到拉卜楞寺，封俄昂宗哲为“扶法禅师班支达额尔德尼诺门汗”，赐金册、金印，同时，朝中四皇子奉赠金十两、银一百两、锦缎八匹。在北京的土观大师也捎来礼品和布施资金。此次敕封，无疑对建立不久的拉卜楞寺和嘉木样活佛系统具有深刻意义。
二、拉卜楞寺与清朝中央政府关系的增进
嘉木样一世与西藏三大寺上层之间遗留的裂痕，对拉卜楞寺的发展在宗教界受到一定的影响。嘉木样二世久美昂吾（1728—1791生卒，1743—1791在位）肩负起历史赋予的使命，进行全面开拓，其中增进与朝廷的关系就是一项主要的内容。需要强调一点，拉卜楞在一、二世嘉木样换代位空的情况下经受了一场国内重大历史事件的考验，这就是水兔年（1723癸卯）的罗卜藏丹津叛清骚乱。罗卜藏丹津的煽惑使青海境内许多寺院和地方头目附之起事。拉卜楞寺没有轻信“发动保卫宗教的战争”的骗局而加入到这场危害国家的战乱之中，给清朝中央政府留下深刻印象。藏历第十三甲子土蛇年（1749己巳），在朝廷任职的章嘉三世益西丹贝仲美回到青海，二十二岁的嘉木样二世久美昂吾去贡隆寺（即佑宁寺）参拜投师，章嘉惬意，授比丘戒，传显密经义，并意味深长地说，凡皇帝疆域内，他定可通力为嘉木样的事业排忧解难。火鼠年（1756丙子）久美昂吾在西藏留学期间，经章嘉举荐，乾隆谕召他进京供职。达赖七世格桑嘉措向他传达了这一指令。翌年，章嘉到达拉萨处理达赖逝世善后事宜，催促久美昂吾尽快赴京上任。久美昂吾鉴于当时嘉木样系统与三大寺上层之间的关系正值弥合、改善的阶段，在安多，前首旗继任亲王年幼，拉卜楞寺处于内部派系相争等复杂情况，不宜脱身远走，便恳切建议章嘉改换人选。旋清廷于土兔年（1759己卯）下诏改由拉卜楞寺贡唐仓二世俄昂丹贝坚参入京就职。说来也巧，这位高僧是年六月抵达皇城时，干旱了一年之久的北京城普降大雨，本就崇奉格鲁派的乾隆皇帝由衷高兴，接见贡唐仓，给予丰厚的赏赐。这次选任朝职的前后经过证明，嘉木样活佛及拉卜楞寺在清廷中已深受信赖。拉卜楞寺的高僧从此在中央政府中获得席位，参议清朝当局治理藏蒙地区的决策。水马年（1762壬午），乾隆皇帝的使臣到拉卜楞寺宣读谕旨，封久美昂吾为“扶法禅师额尔德尼诺门汗”，颁授册文、印鉴。久美昂吾派员礼谢乾隆，致敬章嘉、土观二大师。而在三年前西藏地方政府已对其颁册、授印，封为“格鲁派禅师额尔德尼诺门汗”。在北京和拉萨双双获封，嘉木样活佛系统声誉大振，社会地位也随之提高，从拉萨返归的第二年就任拉卜楞寺总法台，接着于金蛇年（1761辛已）、水羊年（1763癸未）、木鸡年（1765乙酉）、土鸡年（1789己酉）次第应邀赴任前首旗亲王府寺院和格鲁派在青海的著名寺院贡隆寺、塔尔寺、夏琼寺的法台。土牛年（1769己丑），久美昂吾在五台山拜从师傅章嘉聆法，章嘉授旨他朝觐皇帝，但遗憾的是他在北京只借一次宫内佛事活动的机会目睹到乾隆的容颜，却因多种原因未能当面叩觐皇帝。火鸡年（1777丁酉），乾隆为拉卜楞寺闻思学院御笔颁赐“慧觉寺”匾额。水兔年（1783癸卯，）久美昂吾专程赴西宁，通过西宁钦差向朝廷呈送奏折，提出他于是年夏季觐拜皇帝的热切愿望和准许二次进藏朝礼的要求。乾隆与章嘉商议后下达谕旨，谕旨中乾隆对久美昂吾求觐深表欢心。但鉴于班禅六世贝丹益西在北京患天花不幸逝世，说嘉木样年迈体衰，北京夏季酷热，尚流行天花，就免了入觐之行，以确保身体安然。赏赐上品哈达和奖牌。章嘉也送信详细述明情由。复久美昂吾转由西宁钦差向皇帝、章嘉致谢，派人朝贡，清廷赐库缎十匹，授金字敕令，准许入藏。
随着与中央政府关系的深化和与西藏宗教上层间隔阂的消除，久美昂吾以拉卜楞寺为主体、以安多地区为范围拓展其政教事业，取得了卓有成效的功果。在本寺原有闻思学院和续部学院的基础上，增设了以研修天文、历算为主的时轮学院和传习藏医藏药的医药学院，僧侣数额由建寺初期的三百多人猛增到二千人；完善制度，整顿法规，促进修学，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学者；结交青海、内外蒙古的诸王公首领，形成拉卜楞寺严密的保护网络和接取财务的旺盛库源；以创立、接管、改建的形式，集纳了近四十座下属寺院，派拉寺高僧主持，个别寺院竟是在与拉卜楞寺产生纠葛时，由清朝地方政府武力威慑，强行归服于嘉木样座下的。久美昂吾逝世后，清廷十分关切，乾隆降旨：必须以金瓶掣签来确定嘉木样转世者。钦差大臣亲自到拉卜楞寺仔细考察寺方筛选的程序，将三位灵童候选名单提交朝廷审查，皇帝复令在拉萨举行抽签仪式。火蛇年（1797丁巳）八月一日，在布达拉宫的“斯琼艾瓦”殿，由两位驻藏大臣和达赖、摄政达察吉仲活佛、第穆活佛、热振活佛等政教要人参加、主持仪式，抽签示众。驻藏大臣将结果禀报北京，皇帝认可此次金瓶掣签所确立的嘉木样三世活佛，并通告藏区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