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土族只有本民族的语言而无文字，加之其他民族的史料对土族的记载又零散不全；另外学术界对土族的研究更多地注重于历史和语言方面，而对土族藏传佛教信仰问题的研究成果甚少。本文针对这一现状，力求梳理藏传佛教在土族地区的传播简况，同时也加深笔者对土族宗教信仰情况的认识和把握。

　　一、初传期

　　土族同其他许多民族一样，是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而形成的共同体，有着自己源远流长的民族历史。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土族有不同的自称，如互助、大通、天祝一带的土族自称为“蒙古尔”、“蒙古尔孔”（意为蒙古人）、“察汗蒙古尔”（意为白蒙古）；民和三川地区的则自称为“土昆”；甘肃卓尼一带又自称为“土户家”。其他民族对土族的称谓也不一样，如藏族称之为“霍尔”，汉、回等民族称之为“土人”、“土民”，汉文史籍中称为“西宁州主人”、“土民”等。①新中国成立后，根据人民的意愿，统一认定为“土族”。从上述土族的称谓中可以看出，土族的族源问题是较为复杂的，因此也是至今尚无定论的问题。但学术界一般认为，土族的先民主要为吐谷浑人。

　　吐谷挥人原属辽东嘉荣鲜卑族的一支，故其最初的信仰或者说其原始信仰是具有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特征的萨满教，它相信万物有灵，崇拜自然物。约于4世纪初，吐谷浑从辽东半岛迁入今青海。甘肃之间，与羌人杂居，主要从事畜牧业。南北朝时期，吐谷浑先后依附于宋、齐、北魏诸国。隋时，部分吐谷浑又归附于隋朝。纵观这一段历史时期，吐谷浑在其南移西迁的过程中，在与南北朝诸国及隋朝通商朝贡、交换物质的同时，其精神文化方面也吸收了中原文化的某些内容。就宗教而言，我国土生土长的道教也渗入到土族的原始信仰体系中，而且其影响至今犹存于土族的日常生活中，如对关公、二郎神、太上老君等道教神祗的供奉；民和三川地区每年为庆祝丰收、感谢神灵而举行的“纳顿”活动有着尤为浓厚的道教色彩。但不管怎样，由于土族先民的原始信仰没有形成完整的宗教体系，如统一的宗教组织，固定的活动场所，系统的宗教理论等，因而在强大的佛教面前，它逐渐演变成为一种依附的民间信仰。吐谷浑吸收的另一重要宗教内容是流传于汉地的佛教。

　　据《高僧传》记载，“时河南鲜卑偷发利鹿抓愆居西平，自称王，号年建和。建和二年（401年）十一月，霍从河南来，至自西平，持一锡杖，令人跪之，云：‘此是波若眼，奉之可以得道’，人遗其衣物．受而辄投诸地，或放之河中。有顷，衣自还本主，一无所污……因之事佛者甚众。”此处所称的“霍”即是东晋名僧昙霍，他到西平后，规劝鹿孤之弟耨檀“当修善行道，为后世桥梁”，并以七日不食而面不改色之事，使耨檀改信佛教，“节杀兴慈，国人既蒙其佑，咸称曰大师，出入街巷，百姓并迎为之礼。”②由此可见，至少在401年（东晋隆安四年）前后，吐谷挥所属地区就有佛僧往来，并使鲜卑秃发部首领改信佛教，至446年（刘宋元嘉二十三年）前后，汉僧慧览在云游西域后的东返途中，“路由河南。河南吐谷浑延世子琼等，敬览德问，遣使并资财，令于蜀立左军寺，览即居之。后移罗浮天宫寺。”③此时吐谷浑王族亦改信佛教。另据《南史》、《梁书》等史书记载，吐谷浑“国中有佛法”。502年（梁武帝天监元年）益州成为吐谷浑人和南朝互通贸易的枢纽。汉、吐商人在此交惠互利，吐谷浑人大量接受汉地文化。梁武帝好佛，吐谷浑首领伏连筹征得梁武帝的同意，于514年（梁武帝天监十三年）在益州建立九层佛寺。当时汉地怫教在吐谷浑地区已开始普遍流传，这就为藏传佛教在吐谷浑地区的传播和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至唐朝，吐谷浑为太宗所败，归附于李唐。此时，吐蕃王朝亦在青藏高原兴起，并自藏王松赞干布之后，吐蕃连续用兵吐谷浑。670年，唐、蕃“大非川之战”后，吐谷浑地尽属吐蕃。吐蕃乘势东进，又占河湟及陇右等地，并统治这里近百年左右。因此，流传于该地的佛教中又掺进了新的内容，即流传于此的汉传佛教逐渐被具有西藏地方特色的藏传佛教所替代。依据《安多政教史》（汉译本）的记载，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年），今青海贵德县县城就建有一座佛塔，即为贵德乜纳塔的前身。依据同仁地区的民间传说认为，赞普赤祖德赞时期（815～838年），藏军在今贵德五屯一带驻防时曾建有一座称之为“贡巴娘哇”的寺院。841年达玛赞普灭法，卫藏僧人噶沃·乔扎巴、绒敦·僧格坚赞、约·格穷、藏·绕色、玛·释迦牟尼、拉隆·贝吉多杰等人得知这一消息后，即携带众多经书，先后逃至今尖扎、化隆、循化、互助、平安、乐都、西宁等地传教。不久之后，玛、藏、约三增收当地苯教徒木苏撒巴为徒。至其20岁时，根据戒律规定，由藏·绕色任规范师，约·格穷任亲教师，玛·释迦牟尼和从附近（一说是从今兰州）迎请的两名汉僧任亲证师，为木苏撒巴授比丘戒。其后，木苏撒巴在丹斗地方建立寺庙，招徒弘法，尤其是以后向卢梅等卫藏十人授戒传法，为藏传佛教的兴盛立下了汗马功劳，成为藏传佛教“后弘鼻祖”。因此，木苏撒巴也被后人尊称为喇钦·贡巴饶色，由他传向卫藏等地的佛法史称“下路弘法”，丹斗寺也成为藏传佛教“后弘期”的发祥地，“在藏传佛教史上有重要位置，一直是各派信徒们向往的圣地，朝圣者络绎不绝，三世达赖等西藏重要人物都曾到过丹斗寺。”④

　　贡巴绕色受比丘戒后，被尊称为“三贤哲”的玛、藏、约三位上师，先后离开丹斗云游。后至玛尔藏扎（即今青海互助县的白马寺）等地修行，最后圆寂于西宁。元代，后人为纪念他们弘扬佛法的丰功伟绩，在西宁建寺，由于寺内供有“三贤哲”的身像，故该寺被称为“大佛寺”（即今青海省人民政府西侧的大佛寺）。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主官李南哥又重建该寺，保存至今。贡巴饶色本人也在晚年离开丹斗寺云游，最后至玛尔藏扎，居于”三贤者”曾经静修过的石洞内，继续修习佛法。至其圆寂后，信徒们将大师的遗体涂泥造塑供养起来，遂于10世纪末叶形成河源古刹白马寺。

　　白马寺，也称“玛藏岸寺”，位于互助县红崖子沟的湟水北岸，全寺倚悬崖而建，崖下有一金刚雕像，背靠悬崖，目视湟水，左手托钵，右手似平推湟水。据当地人说，这是神佛阻遏湟水泛滥、悬崖塌陷的手印，故该寺也被称为“金刚崖寺”。清同治年间，该寺毁于兵燹，后重建。据说，寺内供有喇钦·贡巴绕色的药泥像。现有常住僧人4名，佛堂一座，僧舍数间。该寺虽规模不大，但由于历史悠久，加之上述原因，故在藏传佛教寺院中素享盛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