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随着藏传佛教传入土族地区的还有藏地的苯教，而且流传较为广泛。从史料记载来看，苯教的影响似乎要远远大于佛教的影响，如《宋史·吐蕃传》记载，当时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不知医药，疾病召巫觋视之，焚柴声鼓，谓之‘逐鬼’，信咒诅，或以决事，论有凝，使诅之。”足见“尚咒术，重鬼神”的苯教势力之盛，即使今天仍可在土族地区见到这种遗俗。如土族人民对天的崇拜，对山神、雨神、雷神等的祭祀，村庙中供奉的“切什羌”（“神箭”），村里的“斯古典”（法拉）、“什典尊”（请神之人）以及其他禳灾祛邪活动等，不一而足。但是无论如何，流传于藏地的佛教此时也随吐蕃的用兵传入了土族先民的生活领域，这是不容置疑的。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藏传佛教主要在统治阶级内部发挥着作用，而普通劳动人民仍然虔诚地信仰着萨满教、苯教等古老的宗教。所以，佛教尚未在这里建立起牢固的社会基础，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也不深刻，这同藏传佛教在西藏本上的情况大致相同，也正因为如此，当吐蕃赞普达玛灭法时，这一地区的佛教徒要远比卫藏地区的佛教徒幸运得多。他们没有遭到严厉的打击，所以这一地区的佛教也没有前弘期和后弘期的分法，其发展基本没有间断。

　　二、发展期

　　达玛灭佛的第二年，他也被弑，使吐蕃奴隶制政权崩溃，达玛赞普的后嗣微松和永丹各由王族和外族分别支持，连年混战，各地奴隶也乘机起义，自河陇地区迅速漫延至卫藏，吐蕃自此无复统一，呈现为分裂割据的状态。这种情况为佛教在西藏本土的发展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环境，于是出现了藏传佛教史上的“下路弘传”和“上路弘传”的弘法时期，佛教从安多等藏区又反传入卫藏地区，并在当地人民的生活中取得重要的位置，众多教派也相继形成。这样，佛教自7世纪中叶传入吐蕃地区后，经过与当地土著文化，尤其是经过与苯教的碰撞整合后，到11世纪中叶以后，逐渐形成为比较成熟的新兴宗教——藏传佛教。而其成熟的或者说是西藏地方化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开始陆续形成属于自己的各个教派。

　　在卫藏之间“即佛教之名，亦无所闻也”⑤的近百年灭法时期，包括土族地区在内的安多等地，佛教传播不仅没有间断，而且随着玛、藏、约及贝吉多杰等僧人的到来，培养出了喇钦·贡巴饶色等佛教高僧，修建了互助的白马寺、化隆的丹斗寺、乐都的羊宗寺等一批藏传佛教寺院，使这一地区的佛教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成为西藏佛教后弘期的发祥地之一。至宋元时期，随着藏传佛教各教派的诞生，它们也相继传入土族地区。

　　宋代正是藏传佛教除格鲁派外其他诸派形成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北宋时，土族地区归唃厮啰政权统辖。据《宋史·吐蕃传》载：“其国（指唃厮啰政权——笔者）大抵吐蕃遗俗也……尊释氏。”另据李远《青唐灵》载，唃厮啰迁至青唐城（今西宁）后，尤重佛法。该书言，青唐“城之西，有青唐水，注宋哥，水西平原（远），建佛祠，广五六里，缭以周垣，屋至千余盈，为大像，以黄金涂其身，又为浮屠十三级以护之。阿里骨敛民作是像，民始离贰。吐蕃重僧，有大事必集增决之，僧之丽法无不免者。城中之屋，佛舍居半。唯国主殿及佛舍以瓦，余虽主之宫室，亦上覆之。”由此可见，宋代藏传佛教已在土族地区广泛流行，并建有许多寺院，如民和的秦家寺，乐都的羊宗寺，平安的夏宗寺，循化的文都寺等。

　　藏传佛教务教派在西藏兴起之后，开始传入甘青土族地区。至元代，由于元帝室的推崇，萨迦派首先传入土族地区。据《土观宗教源流》载，在土族地区，“最早宏传者为萨迦派。”⑥土观《佑宁寺志》中记载，佑宁寺的前身为萨迦派寺院。此外，甘肃省天祝县的天堂寺，最初为苯教寺院。元初，藏传佛教高僧萨班·贡噶坚赞等人到凉州以后，在元王朝的支持下，得到当地人民的信仰，于是，在阳庄寺的基础上建起萨迦派寺院，藏语称为“萨什迦贡”。⑦此外，还有今湟中县的西纳寺等寺院。

　　这一时期，噶举派也传入了土族地区。《西藏佛教发展史略》认为，噶举派黑帽系第四世活佛乳必多吉曾于1359年路过宗喀地区（今西宁一带）时，为宗喀巴授比丘戒。嘉色活佛在勘察佑宁寺址时，还找到了乳必多吉的脚印。⑧这一说法虽然过于传奇，但也从侧面反映了噶举派僧人在土族地区活动的情况。《甘青藏传佛教寺院》写道，元顺帝至正二十年（1360年），乳必多吉途经天祝县天堂寺所在地区时，在当地群众的要求下，于萨迦派寺院“萨什迦贡”寺前的平地上建造108座镇龙塔，将该寺改宗为噶举派寺院。噶举派的势力在当时也非同一般。

　　除上述两派外，噶当派、宁玛派等的势力也同时渗入到土族地区，如噶当派僧人、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的启蒙教师曲结顿珠仁钦（1309～1385年）先后建有同仁的夏卜浪寺，尖扎的节拉赛康，化隆的夏琼寺等，尤其是夏琼寺被誉为“格鲁派之源”，以戒律严格、多出名僧闻名于藏区，并受到青海、西藏以及中央王朝各级统治阶级的重视。1788年，乾隆帝曾赐汉、藏、蒙、满四种文字的“法净寺”紫匾。⑨

　　由上述可见，至少在元末明初，藏传佛教各大教派如萨迦派、噶举派、噶当派、宁玛派等均已传入土族地区，并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到明代以后，随着格鲁派的产生及其在土族地区的传播，藏传佛教在该地达到它的鼎盛时期。

　　三、兴盛期

　　15世纪初，藏传佛教格鲁派创立后，得到明王朝的赏识和支持。宗喀巴的著名弟子释迦益西先后两次赴京，被册封为“大慈法王”。他在途经青海时，在今青海省民和县马营镇修建了灵藏寺，在转导地方授记建寺，由其弟子释迦崔臣建一小寺。这些寺院是格鲁派在土族地区修建较早的寺院。自此格鲁派在土族地区蓬勃而起，据《西宁府新志》记载，“湟中本小月氏之地，且屡没羌戎，无怪释氏多而道士少，而番僧尤众。番汉诸僧虽服制不同，而经教则一，今则又分道而扬镳焉……明初西宁番僧三刺为书招降罕东诸部，建佛刹于碾伯南，以展其众。赴朝贡马，请敕护持，赐寺额。太祖从其请，赐额曰‘翟昙’。立西宁僧纲司，以剌为都纲司，纪以符契。自是其徒争建寺，帝辄赐似嘉名，且赐敕护持。由是形域势区，尽为蕃僧所据。永乐时，渐授‘刺嘛禅师’、‘灌顶国师’之号，有加至‘大国师’、‘西天佛子’者，悉给以印诰，许之世袭，且令岁一朝贡，盖以番僧为羌戎所重，籍以羁縻之意，而边人见其车服赫奕，殊以为荣，故番，土人有二子，必命一号为僧，且有宁绝嗣而愿令出家者，汉人亦有为番僧者。”⑩可见自明朝以来藏传佛教格鲁派不仅在土族地区得以迅速传播，而且在明朝中央政府的直接支持下，逐渐凌驾于萨迦、宁玛、噶举等诸派之上。土观大师在谈到格鲁派的这一盛况时说：“现今霍尔地区，寺宇林立，僧团遍地”，“昔日传播的萨迦、宁玛等教派，现今亦没有信奉之人，唯黄帽一派，遍播于该地也”。［11］自此，土族人民大都改信藏传佛教格鲁派，著名寺院有互助的佑宁寺、却藏寺，大通的广惠寺等，尤其是佑宁寺和广惠寺是青海藏传佛教的五大寺院之一，现将其分别介绍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