莲花生入藏对当时造成的社会后果就是：密教遭到禁绝。莲花生战胜苯教徒，虽然只是纯宗教上的胜利，但他的法力却让当时的吐蕃大众既惊又惧。莲花生的具体法力有哪些呢？下面这一段记述可提供些许内幕：

　　在法王墀松德赞的统治下，

　　莲花祖师被请来了，

　　他加持了整个西藏地方。

　　当他泼沥妖魔的心血时，

　　他把密法传给八位灵子，

　　也传给国王和他的臣民，

　　显示给他们神的容貌，

　　并教给他们咒语和密法。

　　在钦浦和许多地方，

　　他让他们各自静修三年，

　　当功德圆满时，

　　阿卡萨噶巴可以骑在光线上，

　　佛陀吉南能把他的神杵藏在岩石中，

　　佛的马鸣声响遍了十方世界。

　　喀清错甲叫死尸还魂，

　　室利吉南降服女妖，

　　室利星哈驱役鬼神，

　　瓦罗堪那获得慧眼，

　　赞普墀松得大禅定，

　　玉扎宁波得大解悟，

　　吉南库马具大神通，

　　多吉都均知风去来，

　　意希雅斯上升飞天，

　　阻卜拉贝随手擒兽，

　　贝吉王曲魔杵杀鬼，

　　达马孜莽记事不忘，

　　室利库塔得他心通，

　　叙浦具森使河倒流，

　　甲瓦陆朱点石为金，

　　赤鸟中洛捕获天鸟，

　　占巴南卡北方降凶，

　　 乌章王曲行水如鱼，

　　 马托任清以石为饭，

　　 贝吉多杰遇山无阻，

　　 朗卓贡却如箭射电，

　　 甲瓦江曲坐飞虚空。［14］

　　排除这其中一些夸大的成分，可以清楚地看出，莲花生的法力无外乎是气功、瑜咖术、催眠术、轻气功之类的东西，这一点勿庸置疑，因为前人经过大量的研究，已经得出过“巫术是深深地夹杂在知识与实用技术里面”［15］的结论。但这对当时环境封闭、人们认识自然能力较低下的吐蕃民众来说，无疑是神变之力，而藏民族自古以来就对巫术的巫力深信不疑，莲花生的法术远远高出了他们的理解能力之外，所以这使他们又敬又惧。在他们的惊惧中，莲花生尽管显示了许多“法力”，但依旧很快被遣放回国，据说在回国途中，吐蕃贵族害怕其“放咒”，便派了18名刺客前去刺杀他（也有可能是对他斗败苯教徒的一种报复），结果“大师结手印，18人立刻变得像泥塑雕像一样，不会说话，不能使武器，也不能收回武器，直直地僵在那儿”，最后还是护送的人照莲花生的吩咐，将一把菜籽撒向刺客，他们才恢复了原状。［16］这个记载又让人联想到了武术之类的东西。莲花生大师本人的境遇尚且如此，其后承者在吐蕃传习密教也遇到了层层阻力。莲花生走后，西藏传习其密法的最重要的人物是毗卢遮那（bai-ro-tsa-na）。这位传习密法高僧是8世纪尼木地方根加巴果人，他是藏传佛教“前弘期”一位著名的藏族密宗大师，也是藏族佛教史上最早正式出家的“七觉士”之一。桑耶寺建成后，赤松德赞派他和藏尊勒珠去印度留学，毗卢遮那在印度的大菩提寺随一位金刚乘僧人学习密法，学成回吐蕃后便在桑耶寺翻译密教经典。此举遭到显教僧人和崇苯贵族的反对，而后者反应尤为激烈，他们甚至要求把他处死。尽管有赞普的百般保护，毗卢遮那后来还是被流放到了四川嘉绒。［17］至于其他的密宗传播者如无垢友、法称、南喀宁波等人的境遇也与之颇为相似。反对密宗势力之大，以至于到热巴巾时尽管赞普极为佞佛，但他也不得不下旨：“除说一切有部（戒律仪）外，其他律宗及密宗（暂）不翻译”。［18］此外，密宗的传播在“前弘期”受到压制的情况，从“前弘期”密宗经典的翻译及注疏方面也可略见一斑。据布顿大师统计，藏传佛教的密宗经典共400种，论典共1747种，［19］而法尊大师依据丹噶目录（德格版论藏E字函）统计出“前弘期”密宗的经疏计有“密咒续、不空绢羂索经等，并四部注疏，共十八部。其中只有事部行部，缺瑜珈部和无上瑜咖部。各种陀罗尼，一百零一种”。由此可见，除去陀罗尼之后，“前弘期”密宗经疏占全部密宗经疏不到百分之一，与显教的比例则为三分之一。出现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就是莲花生所显示的法力让人记忆犹新，他们害怕密宗的传播对吐蕃不利，从根本上就是惧怕赞普受到密教僧的控制，打破现存的权力分配比例，从而对崇苯贵族不利。赤松德赞的正妃蔡邦氏（tshe-gbang-bza）是激烈反对密教的代表人物，她陈述的理由是：“我怕佛法盛行后，赞普的王位将因此而丧失掉。”这其实代表的也是其他一部分反对密教者的心态。

　　二、莲花生入藏的久远性社会后果

　　莲花生入藏对当时的社会意义之一便是为密教遭禁绝提供了心理基础，而其久远性社会后果则促成了与之矛盾却又具有必然性的一种倾向——藏传佛教的密宗化倾向。莲花生降服了苯教徒，寂护才可能再次入藏并修建桑耶寺，剃度吐蕃的贵族子弟出家，等等。总之，莲花生宛如敲门砖，在吐蕃传统文化的壁垒上敲开了一个洞，使得佛教顺理成章地传了进来。这点在后来的“顿渐之争”中成为赤松德赞最后作出有利于“渐悟派”裁决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就当时“顿渐之争”的内容来看，依赤松德赞的佛学修为，是不可能裁出优劣胜败的，最后起作用的只能是个人的喜好或政治的需要。而《旧唐书·吐蕃传》中提到吐蕃“其凡俗，重鬼右巫”，尊崇巫术，嗜好巫术，在唐时已成为吐蕃深入民心的风俗，莲花生及其所修习的密宗无意间迎合了这一点。赤松德赞经全面权衡，最终宣布以莲花戒为代表的印度佛教胜利，摩诃衍退居敦煌，印度被定为吐蕃输入佛教的唯一源地。这件事成为吐蕃佛教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在赤松德赞早期，汉地和印度的佛教都在机会均等地、匀速地向吐蕃输入，汉地佛教甚至略占上风。赤松德赞的两个信佛大臣桑喜（sba-sang-si）和拔·塞囊（sba gsal-snang，迎请寂护者）都到唐朝取过佛法，据载桑喜还带回了三卷经书：《十善法经》、《金刚经》、《稻杆经》，［20］拔·塞囊迎请了一位汉僧入藏。［21］但“顿渐法争”后，吐蕃佛教失去了最后一次显教化的机会（第一次在寂护首次入藏时），汉传佛教的势力在吐蕃迅速撤退，吐蕃佛教急速印度化，譬如只迎请印度僧人入藏；在热巴巾时，“将祖父的寺庙（桑那寺——原注）中和吐蕃境内所有的经书，毫无遗漏地收集拢来，委托他们（印藏译师——作者注）全部按印度语加以翻译修改”。［22］8世纪正是印度佛教高度密宗化的时期，吐蕃佛教的高度印度化也就意味着它的密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