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伏藏初探
一
关于伏藏的起源，藏文佛教史书认为：“伏藏之法，天竺古来就有，藏地其他宗派中，也是素见不鲜的”。①可见，佛教传入吐蕃前伏藏就已经盛行于印度了。但是，伏藏究竟何时出现在藏地，众说纷纭。传统说法认为是从莲花生开始的：“莲花生大师为了利益未来有情，故将各种甚深教授，埋藏在山岩湖海之中”。②笔者认为这种说法不确，伏藏在吐蕃出现的年代实际上要早于莲花生进藏，即松赞干布时就有了伏藏，理由如下：松赞干布时藏文创制不久，佛经翻译刚刚起步，梵文佛经不易人们接受，只好将其埋藏。其时之佛教显密并存，并以显教为主，吐蕃尚不具备大规模传播密教的条件，但是社会上已出现了密教典籍。布敦大师指出，松赞干布时已译出《宝箧庄严经》、《百拜忏悔经》、《宝云经》等显密经典。③密教经籍虽已出现，但传播时机却不成熟，只好将其埋藏，以待时机，再行传播。这是其一。其二，松赞干布时期的佛苯斗争使更多的佛经被埋藏起来。当时佛教是被人为移植到吐蕃的，没有坚实的社会基础，又受到苯教的抵制，处境艰难。为改变这种不利局面，消除在政治、军事等方面拥有强大势力的苯教徒的抵制和反对，以松赞干布为首的倡佛派采取各种办法应付这一难题。史载，“赞普松赞干布在尼妃赤尊填湖建寺屡屡遭毁期间，为镇压罗刹女四肢关节，在四如的四面八方以其变幻神通修建了昌珠寺、空塘寺、崩塘寺、冲仲巴寺、大威德寺、乌如噶采寺、札登则寺、隆塘度母寺、工布布楚寺、仓巴朗伦寺、卓盖札寺等一十二寺”。④松赞干布修建寺庙的目的在于“镇伏当地神灵”，因此，在修建寺庙时埋藏佛经、法器等伏藏同样用来对付苯教徒是完全可能的。《柱间史》中还有松赞干布专门告知赤妃埋藏伏藏之事及其功德如何的记载，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埋藏伏藏的主要目的在于“镇伏鬼神、禳灾祈福”。⑤根据藏文史书记载，松赞干布本人就埋过伏藏：“此观音菩萨化身的大法王为了在将来增益吐蕃地方的法缘，亲自讲说圣观世音菩萨的经典，其本文连同注释和教诫等共计一百零八部，这些全部抄录成书，埋藏在拉萨大昭寺菩提殿中马头明王的脚下及约如昌珠地方的王室库房之中”。⑥这段记载中虽有夸张的成分，但至少可以肯定松赞干布曾埋藏过伏藏这一事实。另据刘立千先生考证，藏文史料中记载的桑杰喇嘛约是赤德松赞至赤热巴巾时出现的掘藏大师。⑦，这也可佐证上述观点。
芒松芒赞和都松芒布杰执政时期佛教没有大的发展，在此期间的伏藏情况由于资料的缺乏，我们则不得而知。赤德祖赞晚年曾派桑希等人到内地取经，他们返回之际正值崇苯大臣掌权并发动反佛运动，桑希等人只得把从内地取来的佛经藏于钦浦，遂又有佛经被埋藏。
赤松德赞执政时期是吐蕃伏藏发展的重要时期，他为兴佛而采取的措施对伏藏的发展产生了影响。他迎请寂护、莲花生、莲花戒等高僧大德入藏，并主持“顿渐之争”，从此结束了内地、印度佛教并行传播的局面，确立了以印度佛教为主的新的发展方向，使印度佛教中伏藏这种特殊的存经方式在吐蕃得以继续。尤其是莲花生进藏对伏藏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成为伏藏发展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他在进藏途中说：“我要书记佛法，然后进行伏藏。劫未众生难对付，不能没有伏藏，这类书籍一书写，佛法就能得发展”，⑧并在沿途各地埋下了许多佛教经典、法器等。土观大师指出：“莲花生大师及少数具德相大师，为了教化未来众生，将很多修习……的教授作为伏藏埋藏，大力加持，令不失坏，付与守藏护法神掌管，并发净愿，愿此法得遇有宿缘的化机。若到取藏之时，则先现取藏的预兆，由谁取藏，应将取藏者的名号、氏族、容貌等记在取藏的简扎上。若时地与取藏人一切缘会具备，则将此藏取出，以之普传有缘，称为‘伏藏法’”。⑨至于埋藏伏藏的具体情况，藏文史籍是这样记载的：莲花生到吐蕃后受赤松德赞之命，“组织涅益希循努、南喀娘波等人翻译密典，由著名书写家勒金尼码等人负责写在黄、灰、蓝、黑四色纸上，丹妈孜芒和阿阇黎益希央等人校对，共计一百零八种分类装入宝箧中盖印严封，埋在不同的地方。其中，在钦浦的格邬地方埋有五大付法藏；洛札吉曲拉康中，埋藏《诸佛密意集经》等七部经续及口诀；门隅的狮子岩洞中，埋藏《莲花大自在经》等修部六经；绷塘格乃地方，埋藏《玛摩天女》和《清净遍集明经》等经续；在绷塘泽隆，埋藏心部经教；在后藏南木林县境内的藏章寺，埋藏大自在修行法典和猛厉咒一百零八种；在娘热泽吉拉康，埋藏医药经典；在康区的隆塘卓玛寺，埋藏本尊母续十三部；在东部工部布曲塔尔勒寺，埋藏陀罗尼和幻变类经；在布曲宗喀，埋藏内外修行经典；在山南乃东县的昌珠寺，埋藏猛厉咒经典十三部；在洛札县的科塘，埋藏《诸佛密意集经》及其口诀等；在洛札的巴卓达仓狮子岩洞，埋藏有关成佛修持方面的经续；在南部门隅乃仁寺，埋藏吉提瑜伽和四部决断修持经；在扎央宗的协浦洞，埋藏金刚橛法和《阎摩德迦续》等；在巴卓狮子岩洞，埋藏九种陀罗尼；在普玛宗，埋藏漆革本尊母修行经典；在拉喀普姆齐，埋藏大悲轮回和掘坑法经典；在拉让扎和桑雅扎洞，埋藏法、财、药等方面经典一百零八种；在扎玛南喀宗，埋藏后译教授和修部经典；在桑耶寺，埋藏有关医药、猛厉咒、宝升部等方面的经典一百零八部。其余一部分埋藏在其他岩洞、石林、乱石山林之中。”⑩离开吐蕃前，莲花生“在扎玛卧布园为君臣21人传授《口诀见鬘》，将多部甚深密典埋为伏藏，并向赞普讲授了许多教诀和大乘密咒、10万部金刚橛法，祈愿往升色究竟天，完成剩余的烧施仪轨后离去”。［11］
吐蕃时代的钵阐布娘·旦增桑布也对伏藏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史载，他“建伍如的夏拉康寺，将教授等埋藏于此，后则成为单传”。［12］由于莲花生、娘·旦增桑布等人的不懈努力，赤松德赞时期伏藏得到迅速的发展。赤热巴巾即位后“颁布三次御旨：除去根本说一切有部外，不得建立其他部，亦不得翻译彼等之经藏，不得翻译母续密咒等经典”，［13］因此部分密法的流行遭到禁止，被禁止的密教典籍就被埋藏起来，成为吐蕃时期的又一部分重要的伏藏。朗达玛即位后，实行“倡苯抑佛”的政策，严厉打击佛教，佛教之“经书典籍，大多埋藏于拉萨岩山之下，余则付之以火，或投于水，并毁坏所有寺庙”。［14］当时的显密经典，除外逃僧人们带走一小部分外，其余的又被埋藏起来，成为吐蕃时期埋藏的最后一批伏藏。后弘期开始前，吐蕃社会极度混乱，有些伏藏虽被发掘出来，却因时机未成熟，无法传播，只好又将它埋藏，但这时埋藏伏藏的规模已大不如以前了。综上所述，藏传佛教中的伏藏出现于松赞干布之时，主要发展时期在赤松德赞、赤热巴巾及朗达玛三代赞普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