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地区藏传佛教遗迹调查
［关键词］西北；藏传佛教；遗迹；调查
［中国图书分类号］K872＋878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000－0003（2003）－02－077－05
2000年7月至9月，笔者与北京大学考古系博士研究生魏正中先生一同前往西北考察，调查的对象主要是河西段的藏传佛教遗迹，因为这一地段以往一直是藏传佛教研究的忽略地带。因此，本次调查主要以以往被人们忽视的河西地区为主，有武威、张掖、永登县等，同时包括河东的炳灵寺，敦煌不在此次调查范围内。西北地区是藏传佛教进入内地的一个桥梁，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对于这一地区藏传佛教艺术的研究首先要考察的是三方面的历史背景：一是西夏时期萨迦、噶举两派对于藏传佛教东传初期的作用；二是元代凉州会晤后萨迦派对藏传佛教向内地传播的重大作用；三是明代噶举派在甘、青地区的得势乃东传的中间作用。
一、历史背景
1、西夏对藏传佛教的吸收和传播
西夏，《宋史》称“夏国”；《辽史》、《金史》称“西夏”；其国人自称“大白高国”、“白高大夏国”。1038年建政权，是一个以党项民族为主体，包括汉、吐蕃、回鹘等多民族的地方政权。西夏共历10主。1227年为蒙古所灭，立国190年。其间对西夏发展和佛教的提倡产生影响的以以下三位为最：元昊，即夏景宗，西夏开国皇帝，传说他颇具文才，晓浮图学；乾顺，即夏崇宗，推崇汉文化，提倡佛教，统治西夏长达52年之久，其间西夏政治稳定，对佛教发展多有建树；仁孝，即夏仁宗，推崇儒学，统治期间不乏对内地流行的佛教思潮的借鉴，是西夏在位最久的一位皇帝，其统治时期也是西夏的鼎盛时期。190年中，乾顺、仁孝统治时期是西夏社会鼎盛时期，推崇藏传佛教的噶举派。仁孝以后西夏政权逐步走向衰落以至灭亡。
西夏在历史上与内地、藏区的关系都是十分密切的，从考古材料的发现来看，西夏文化中既流行中原的儒学思想，也盛行藏传佛教，对此要有一个客观的态度，不能执著一处。
西夏佛教有大量的汉传佛教内容，艺术风格也多与内地相同。其原因可能是：西夏在唐末才步入阶级社会，北宋中期立国，因此对汉文化极为推崇，慕习汉风。如习儒学，起汉姓，译儒家经典《论语》、《孝经》等；向宋求佛经（反复出现的唐僧取经题材壁画在榆林窟就有三处：第2、3、29窟，或许与此有关）；向宋朝求赐医药（大量药师题材壁画应与此有关）；由皇家组织大规模的译经，流行唐、宋以来的内地佛教流派，如华严、净土、天台、禅宗等。壁画题材中突出表现为对唐宋以来中原风格的佛、菩萨形象，尤其是龙、凤纹样的摹仿。
藏传佛教对于西夏来说是迟到的，以上考古材料说明，对于藏传佛教的吸收是在西夏的晚期，西夏历史也说明正是在最后的三十几年里西夏才与“西番”亲近。其原因在于，南宋濒于灭亡，对于西夏的榜样和保护作用已经消失，蒙古人的铁蹄正踏上西夏的土地。从榆林窟第19窟出现的“画秘密堂”题记（“乾祐廿四年（1193年）……画师甘州住户高崇德小名那征，到此画秘密堂记之”）来看，当时距离西夏灭亡只有三十几年了。已经走过盛期的西夏王朝只好转而寻求西藏的保护。而此时，西藏正是藏传佛教“后弘期”的发展阶段，如噶举派在甘、青一带就具有十分强大的势力，因此，仁孝时期曾迎请都松钦巴到西夏传法；势力同样不小的萨迦派大师也曾被西夏人奉为国师。从这以后，一般的文书在排列三个民族的顺序上成了：西番、番、汉。
以往认为西夏为党项羌，与西藏有着渊源关系，西夏奉行藏传佛教是自然而然的。但材料表明，西夏的盛期文化是中原文化，西夏佛教美术的主流与内地一致，藏传佛教造像在西夏只是末期自救的表现，因此莫高窟第三期中没有出现藏密题材的绘画。那个时期为数不多的藏传佛教造像只是为元代藏传佛教的繁盛做了最初的准备，如榆林窟第三期的第4、10、29窟等与元代接近，中央设坛、真言莲座、造像也是密宗作风，“但榆林窟三组洞窟的密宗曼荼罗题材与造型作风，毕竟不及元代洞窟运用的那样普遍和成熟，藏密成分还不及元代洞窟那么浓厚”（参见刘玉权：《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西夏洞窟分期·榆林窟西夏洞窟的分期》），达到什么程度尚谈不上。更准确地说，西夏对于藏传佛教的作用应是蒙藏、汉藏之间的桥梁，这也正是西夏对于藏传佛教在元以后所起的主要作用。因此，对于河西地区其他藏传佛教造像的遗迹，在断代与分析上也要把握这个分寸。当然，西夏与藏族渊源流长的民间往来和其习俗的共通之处又当别论。
2、凉州会晤——萨迦派的影响
1240年，阔端派他的将官达尔汗台吉多达率军进藏，发现藏地由各个地方势力割据，不相统属，难于单靠武力进行控制。多达建议阔端选用当地领袖协助蒙古人进行统制。经过权衡，他建议阔端召见萨班。1244年阔端召见萨班，萨班遂于当年带着他的两个侄子八思巴和恰那，以及随从等，从萨迦动身。到拉萨以后，他让他的两个侄子八思巴、恰那和一部分随从先去西凉，他个人沿途逗留。1246年萨班到达凉州，当时阔端因推选可汗不在凉州。1247年阔端回凉州后和萨班见了面。阔端和萨班议妥了卫藏归顺蒙古的条件后，由萨班写了一封公开信，劝说卫藏僧俗各地方势力接受条件归顺蒙古。之后，萨班一直住在西凉，其曾为阔端治愈过一次比较严重的病，因此更得到了阔端对他的信任。相传他在西凉也讲授过佛法，在讲经时有4个人为他作翻译，分别把他的话译为蒙古语、畏吾尔语、汉语和当地的藏语。萨班在凉州时其活动的主要地点就是凉州四大寺：金塔寺、白塔寺、海藏寺、善化寺。1251年萨班死于西凉。之后，萨迦派的影响一直持续到元末。藏式的塑像、造塔、用具、工艺等技术也是在这一时期自西藏传入内地的。
3、噶举派在甘、青地区的势力
到元朝最后几个皇帝在位时，对喇嘛的信仰由萨迦派开始转为噶举派。
噶举派从都松钦巴（1110～1193年）起在西康就有相当影响。元时八思巴的影响是在卫藏，而噶举派的影响是在甘、青。1253年，忽必烈召黑帽系二世噶玛拔协随侍左右，噶玛拔协不肯，并由四川西部北上游方传教，其时曾建寺于宁夏与内蒙交界处，且到灵州和甘州一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