噶玛拔协(1204~1283年)在同萨迦派的斗争中虽然失利,可是他在康区以至宁夏、甘肃、青海一带的活动却增加了噶玛派的影响和宗教势力。
1359年黑帽系第四世活佛·乳贝多吉路过宗喀,曾为宗喀巴授五戒。过凉州时在以前萨班住过的朱必第寺讲法。于1360年至大都,为元顺帝父子授“金刚亥母灌顶”,并传授方便道。约在1364年启程返藏,途中曾在甘州附近建立了一座大寺,然后转必里游区,沿途建寺塑像。噶玛派在甘、青一带的影响和势力有显著增长,它的代表人物黑帽系的活佛已经成为中央政府极其关注的重要人物。到黑帽系第五世活佛·得辛协巴时,永乐帝赐名“如来”(藏语即得辛协巴),并封“大宝法王”(1407年),所受礼数高于明封格鲁派的“大慈法王”、萨迦派的“大乘法王”,由此确立了噶举派黑帽系活佛的宗教领袖地位,直至16世纪格鲁派才取而代之。
河西地区自8世纪起,藏传佛教便开始在此地传播,其中西夏的统治是一个转折,然后最终是元、明两代藏传佛教在此地的不断深入,以至对藏族艺术样式的汉化起到了先行作用。
784年(安史之乱)之后,吐蕃占据凉州至1004年。西夏人占领此地之前为吐蕃人占领(1004年李德民赶走吐蕃)。这期间正是西藏佛教的“前弘期”和朗达玛灭佛时期,藏传佛教密教还没有正式形成,但西藏的苯教、莲花生带来的咒术想必会随着吐蕃人在内地的居留而对内地产生一些影响,使一些正法得以在内地保留,所以“后弘期”的主要人物公巴绕赛(892~975年)于911年左右在西宁、甘州一带学习佛法。11至13世纪的西夏在宗教上以藏传佛教为主,几位皇帝又热衷于宗教活动,这在河西地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尤其是武威的南部藏传佛教遗迹很多。西夏的佛经翻译数量巨大(数万册),1141年,即西夏的仁孝帝时期噶玛噶举派传入,在12世纪左右西夏地方主要流传的是噶玛派。仁孝皇帝极力印发佛经以至上万,除宋册进口之外,还自印藏经,因此,藏经中的插图也是研究藏传佛教必须关注的内容(但此次考察未见这类文物,故在此不论)。13世纪直至元末,萨迦派又占据主要地位。
二、主要遗迹
这里讨论的主要遗迹由东往西为:永靖炳灵寺、永登妙因寺、显教大寺、武威亥母洞寺、杂木寺等。下面先介绍几处主要遗迹。
1、炳灵寺藏传佛教造像内容调查
炳灵寺石窟位于永靖县西南35公里处的小积石山中,共184个窟完,造像776躯,壁画约900平方米。炳灵是藏语,意为“十万佛州”或“千佛洞”。窟内壁面上有关藏传佛教内容的主要有:
1、第3窟:下一米处漫漶不清,三面为藏传佛教壁画。南壁有题记,顶似曼陀罗(残),东面有二着黄帽、一着黑帽者。有游人题写的藏文题记。
2、第4窟:壁画为藏传佛教内容。
3、第6窟:大约北周时期塑画,在正壁主尊右侧有游人的藏文题记。
4、第172窟:壁画有黑帽、黄帽者,据说是八思巴(该寺的活佛所言)。
5、第136窟:上方小龛存擦擦约十几个,全部为塔擦。在其左边有藏文六子真言。右下有一着帽者。
6、第70窟:顶边十八罗汉,北壁佛传故事(因缘故事?),又有僧像,可确认为玛尔巴。
7、第82窟:壁画宗客巴。
8、第87窟:壁画成就师、毗卢佛等。
9、第155窟:藏传佛教壁画,左右有金刚手。
10、第136窟:顶有八叶九佛。
11、第138窟:顶为坛城,右侧有黄帽、黑帽者,左有黑帽者。
12、第141窟:六字真言、成就师。
13、第143窟:线画宗喀巴师徒三人。
14、第144窟:顶部曼陀罗,壁画似元代作品(第141窟的壁画与此窟壁画颇相似,皆以黑白色为主调)。
15、第126窟:顶有大轮金刚手。南壁有道教内容,北壁有罗汉(白衣、耳环、持黄鼠,可能是巴沽拉尊者)。
16、第128窟:壁画为护法者,北有喜金刚、大轮金刚手,南壁有大黑天、胜乐金刚。基本未画完,留有红土线。
17、第132窟:有像右持十字金刚、左持铃,北壁有着帽者,有三面六臂持日月者。
18、第165窟:左右壁为关平、周仓,主壁左边为关羽,右边形象存疑。
19第163窟:壁画有三尊四臂者(中间为四臂观音)。
20、第151窟:壁画佛传(因缘故事)。
21、第153窟:有二着帽者,一为方形,看不清是黄是白,另一个据说是宗喀巴。
22、第171窟:北面小龛有塔擦无数。
23、第69窟:石胎泥塑十一面观音(这是唯一的塑像)。
以往对于炳灵寺的研究多关注于早期汉传佛教造像,而对藏传佛教内容的解读则很少,由于多为后期补绘,所以几乎无人关注。通过笔者的考察,发现其绘画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如果可以准确地解读画面的内容,那么对于理解东部藏传佛教造像的样式和部派可以起到很好的辅助作用。
2、杂木寺石刻
杂木寺位于武威市古城乡八五村兰家庄,据陪同我们的孙寿龄先生说:“这一带曾是西夏人集居地,寺院在1927年地震后重修过,1968年拆为林厂,1972年自然毁坏。”因此,我们当时看到的只是一个残坏的塔基,寺院全无。据村民回忆,塔底为圆形,上面也是圆的,约高20米。在调查中我们看到残缺的塔基和塔基下的刻画。画的面积长约1.7米,宽约1.5米,上下两排,上排五佛,下排四佛,两排之间以联珠纹相隔,佛座下是相背的双马,孙先生称为“吻唇马”。这种称谓,实际上是将单位纹样连起来后所产生的视觉印象,即将一组相背的马与另一组相背的马相接时,背马就成了头头相对的“吻唇马”。另在左边下部还残存两像(残损不清)。右下有藏文刻字(称赞礼佛用语)。造像的头光处尚残留有颜色。
造像背后的拏具是四拏,与马蹄寺北寺第7窟之造像的靠背相同,宿白先生认为“四拏组合不仅早于格鲁派流行之六拏,亦早于至正二年(1342年)创建之居庸关永明寺过街塔基门券雕饰之五擎,而同于大德十年(1306年)松江府僧录管主八为《碛砂藏》补雕扉画上之四拏。”所以,这组造像十分重要。
从存留的九佛看,样式相同,都是一手胸前说法,一手作触地手印,着袒右袈裟,跏趺坐于莲花马座上,有头光、背光,背后宝座处线刻有狮羊和金翅鸟纹。
这一组造像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样式的造像内容线索。首先是联珠纹,这是典型的中亚纹饰。作为座饰出现的双兽,虽然是佛教中经常使用的,如五如来的座饰,而马座或双马座一般属于宝生佛的标识中,但我们常见的一佛反复表现多是药师佛、不动佛等,这样重复地描画宝生佛的造像在其他地区还未见。是否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尚有待于研究。而有趣的是如果将双马纹连缀起来就形成了具中亚双兽纹风格特点的对兽图案了,从这个角度看,本属于佛座的双背马就成了本地人将之称为“吻唇马”的对马样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