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由于清政府对五世班禅暖昧的及不得力的支持，以及前藏的达赖系统对其有意的排挤，加之五世班禅本人主观上的原因，其僧人气质远远大于政治家的气质，导致了在五世班禅时期，尽管扎什伦布寺的属寺和属民数量急速增长，但扎什伦布寺本身的僧侣人数却减少了一半，达到了历史最低的奇怪现象的出现。

　　［关键词］西藏；五世班禅；社会影响

　　［中国图书分类号］B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003（2003）-01-064-06

　　五世班禅罗桑益西（1663～1737年）生活的时代，是西藏地方历史上波澜壮阔、纷繁复杂的一个时代。在短短的70多年间，西藏不仅出现了三个达赖喇嘛，而且也成为一座硝烟不息的战场：固始汗入藏、第司·桑结嘉措与拉藏汗兵戎相见、准噶尔入侵、噶伦内乱等，一系列对西藏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战争都发生在这一时期。而对五世班禅来说，他也先后受到清政府册封、扩大辖地、屡次招请等殊宠。同时五世班禅的青壮年时代正是西藏宗教领袖频繁更换或不能主事的时代（五世达赖圆寂时，班禅19岁；第司·桑结嘉措向全藏宣布五世达赖圆寂的消息时，班禅34岁；其后六世达赖两易其人；七世达赖13岁才从塔尔寺入藏），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按照常规，承接四世班禅开创的有利局面，同时依恃清政府的支持，应该是一个五世班禅有所作为、扩大本人及整个班禅系统影响的时代，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请看以下的几组数字：

　　四世班禅圆寂时（1662年），扎什伦布寺共有僧侣5000人，楼房3000间，属寺51处，僧侣4000人，爵卡16处，牧区有部落10余处。①

　　五世达赖时期（1617～1682年），扎什伦布寺共有2500僧人，居民500户，每年收入粮食2600克（1克约等于28市斤）。②

　　到五世班禅圆寂的1737年，扎什伦布寺有属寺327座，僧侣共13，671人，属民6752户。③1791年，廓尔喀入侵西藏时，扎什伦布寺的僧人又恢复到了四、五千人。④

　　从这组数字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问题：扎什伦布寺的僧人数在惯常情况下总保持四、五千人左右，但在五世班禅时期，尽管扎什伦布寺的属寺和属民数量急速增长，但扎什伦布寺本身的僧侣人数却减少了一半，达到了历史最低，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奇怪的现象呢？

　　首先，五世班禅时期，扎什伦布寺属寺和属民的增加，是寺属谿卡增加的结果。1706年，拉藏汗为了使格鲁派寺院，接受他所遴选的五世达赖的转世灵童，不仅给三大寺送了许多谿卡，而且还将“达纳仁钦则全部牧区和列普的全部农牧区、涅日地区的庄园百姓等划归扎什伦布寺”。⑤1719年左右，准噶尔将领策凌敦多布把后藏仁钦则宗本的庄园、百姓和江孜章子宗本的庄园、百姓，一律赠给班禅。⑥1728年，清世宗又把扎什伦布寺以西一直到阿里地区，全部划归班禅管辖，但班禅只接受了拉孜、昂仁、彭措林3个宗。随着这些宗和谿卡归并扎什伦布寺，在这些土地上的寺院、属民也就属于扎什伦布寺了。此外，寺属土地的增多，也增加了扎什伦布寺发展属寺的空间和经济实力，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

　　问题就出在这个过程中，为什么作为寺院的主体——僧侣会锐减呢？这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分析，以找出此反常现象的原因。依据上面的史料，我们不难看出五世班禅时期，班禅系统的寺庙和僧侣人数，增长主要集中在1706～1728年之间。而这段时间也是整个格鲁派实力大增的主体时期。根据《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叙述，1694年，格鲁派僧人数为35，087人，到1733年，这个数字猛增至356，230人（其中达赖系统342，560人，班禅系统13，670人），增长了整整10倍。但在这段时间，甚至在一个更长的时间段里，即从四世班禅圆寂时的1692年到1733年，班禅系统的僧侣仅仅由9000人增至13，670人，不到两倍。所以作为格鲁派的另外一大活佛系统——班禅系统，在格鲁派整体实力突飞猛进地增长时，其实力的增长速率与整体实力的增长，是极不匹配的。不仅如此，在格鲁派的其他两大寺院——哲蚌寺、色拉寺的僧侣人数分别增至4200人和2850人的同时，班禅系统的主寺——扎什伦布寺的人数还在缩减。这只能说明，在这一时期班禅系统的整体影响力在下降。因为僧人人数的下降，至少说明了僧人对扎什伦布寺，及当时的班禅系统的一个态度问题，而“一个人对某事物持什么态度，取决于该事物在个人心目中的评价，该事物对个人意义的大小以及个人对众多价值的择优选择”。⑦此外，从个人的、局部的因素来看，虽然僧人是社会生活的脱离者，但是宏观地来看，僧侣依旧生活在社会中。尤其在17～18世纪的西藏，兵灾不断，寺院成为那些无力自保的农奴们的避难所。对于那些穿梭在各个寺院间的绝大多数下层僧侣来说，信仰的牵引绝对是其次的，哪里能提供最大可能的保护，哪里能赏给他们最多的酥油、茶叶、糌粑、银钱，他们就投向那里。而藏传佛教寺院对僧人的去留问题又无明确的限制，这一传统甚至保留到了近代。对此，近代学者作了这样的描述：“凡蒙古、青海、西康以及其他各地来藏学经之喇嘛，径投扎什伦布寺而不入拉萨三大寺，或曾入三大寺又转本寺，均无不可，悉听个人自便，并无限制。”⑧由此，五世班禅时，扎什伦布寺僧侣数量反常地缩减，不得不使人联想到他的影响力的问题。由拉藏汗选定的、经过五世班禅多次肯定的“六世达赖”益西嘉措，居然遭到三大寺上层的反对，就是很好的例证。

　　为什么四世班禅一度成为格鲁派领袖的局面，到五世班禅时却急转直下呢？这里存在着种种诱因：

　　首先，清政府对五世班禅的支持是暖昧的、不得力的。尽管目前大多数藏学研究者，在提到1713年班禅受册封时，都会有类似的评价：从此，班禅的宗教地位得到确认，历代班禅接受中央册封遂成定制。⑨但是，这项举措的意义还需要进一步加以甄定，因为就整个班禅系统而言，清政府的这次册封无庸置疑具有重要意义，即得到了中央政府的认可。但对当时的五世班禅而言，这次册封除了受到认可之外，别的实际意义并不大，甚至还将他置于一个更为尴尬的位置。因为终五世班禅之世，清政府还先后册封过其他四个政教领袖：1653年，顺治帝册封五世达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同年册封固始汗为“遵行文义敏慧固始汗”，在册文中又进一步指出其职权为“作朕屏辅，辑乃封圻”；1691年，清政府册封第司·桑结嘉措为“掌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教宏宣佛法王布忒达阿白迪”；1707年，册封拉藏汗为“翊法恭顺汗”。这四个封号都有着或长或短的定语，以界定受册封者的职权所在，总的来看，达赖喇嘛和桑结嘉措为管理宗教事务的领袖，固始汗和拉藏汗为管理行政事务的领袖。唯独五世班禅的封号为“班禅额尔德尼”，基本上只是简单地重复了固始汗在1645年赠与四世班禅的称号“班禅博克多”。而同样是来自于蒙古统治者的“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之前，却被至关紧要地加上了“所领天下释教”的词语，这就使得五世班禅的地位，因受册封而在西藏显得更加微妙和模糊起来：同一个时代所有受中央政府册封者都有明显的职权所在，而五世班禅没有。1728年9月，清政府又下旨将扎什伦布寺以西一直到阿里地区，全部赏赐给班禅管辖，但班禅只是勉强接受了拉孜、昂仁、彭措林3个宗。这次清政府试图用提高五世班禅的经济地位，来提高他的政治地位，但由于清政府将政治上的册封和经济上扩大辖区这两条措施分开实行，就使得这种支持的力度明显减弱，所产生的社会效果也差强人意。五世班禅在师出无名的情况下，贸然接受这些封地，必然会卷入到与达赖系统的纷争中去，所以他只接受了三个宗，而坚决拒绝了其他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