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拉藏汗在仓央嘉措圆寂后，拥立益西嘉措为六世达赖喇嘛，五世班禅支持了拉藏汗的行动，他不仅前往布达拉宫为“灵童”授戒、剃度、讲经，而且还上奏朝廷，言称“波克塔胡必儿汗实系达赖喇嘛，我始为之安置禅榻，非敢专擅”。⑩但是这一“灵童”遭到青海和硕特部的台吉门及拉萨三大寺的宗教上层的反对，他们在理塘又另外寻访到了“灵童”。清政府一时难以决断。1715年，朝廷特意派人前去班禅处再次询问达赖之真假，结果“据班禅称里塘胡必尔汗是假”（《圣祖实录》），青海蒙古诸首领闻讯，力请亲自前往五世班禅处询问，清政府便命阿齐图等召集青海蒙古左右两翼诸贝勒、台吉会盟，并在会盟处将班禅送来的印文示众。经过这一番沸沸扬扬之后，1720年，清军在驱逐了侵藏的准噶尔军之后，又正式册封里塘的灵童格桑嘉措为“宏法觉众第六辈达赖喇嘛”，这就等于清朝政府不承认益西嘉措为六世达赖喇嘛，五世班禅再次被置于尴尬的地位。

　　由此可见，清朝前期在处理班禅系统地位问题上，中央政府始终没有一个主导性的大方针，甚至可以说是摸着石头过河，因而在态度上也就显得审慎、犹豫不定。一方面，面对西藏动荡的政局，清政府始终试图将五世班禅作为一张替补牌，在关键的时候打出去，以替代或暂时替代达赖执掌西藏地方的政教；另一方面，由于清朝建国之初就先后经历了三藩之乱、准噶尔内侵等事件，所以清政府对西藏最大的要求就是一个“安”字，为达到这一目的，清廷又将自己支持的重点放在深受蒙古诸部拥戴的达赖系统上（尤其是五世达赖喇嘛，因为他的前世是蒙古后裔，按照活佛转世理论，五世达赖只是他另一种形式的延续，所以这一系统更让蒙古诸部众感到亲切和自豪，成为极有亲和力的一面旗帜）。尽管在众多战事平定之后，清政府对西藏的政策转为“分而治之”，一再强调达赖、班禅政治地位平等，但这种平等既没有相应的经济基础作后盾，又没有历史传统，因而显得虚浮不实。五世班禅时，班禅系统影响力减弱的第二个诱因，便和五世班禅本人息息相关。综合各种史料，尤其是根据《历辈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年谱》中的详细记述来看，五世班禅罗桑益西身上的僧人气质远远大于政治家的气质，主观上他不热衷于政治，从而导致客观上他不擅长于政治活动。沿着他的政治活动轨迹，不难看出五世班禅在面对一些重大的政治纷争时，都力图置身事外，息事宁人。对于他的这一个性特点，如能和四世班禅稍加对比，则会更加一目了然。

　　首先从社会活动能力来看，四世班禅罗桑确吉坚赞在入主扎什伦布寺时，当时该寺只有一个寺属谿卡，他便四处化缘，不仅得到了一些谿卡，增加了寺中的收入，而且还化得大量的铜铁、金叶，为扎什伦布寺修建金瓦殿。同时，在西到阿里，南到门隅，东到工布的广大地区，他的足迹无所不至。班禅个人的活动能力在一个严密的、能自动运转的下属组织（如班禅堪布会议厅）未建立之前，对于扩大整个班禅系统的社会影响极为重要。而在处理一些重大事件时，譬如与藏巴汗斡旋、派人与固始汗联系、派使北上与满清统治者通好时，四世班禅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在格鲁派内部，四世班禅在一段时间内还出任过色拉、哲蚌两寺的赤巴，数次主持了拉萨祈愿大法会，为扎什伦布寺修建了一座专修密法的“阿巴扎仓”，并仿照拉萨大法会建立了扎寺自己的“默朗钦默”法会，所以在这个时期，班禅不仅成为格鲁派的实际领袖，而且对扎什伦布寺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赢得了后世班禅的尊重。但根据各种史料记载，五世班禅这方面的能力，是无法与其前任相提并论的。他一生的活动轨迹基本限于拉萨和扎什伦寺之间，并不热心于游历各地，扩大个人影响。此外，1728年清政府宣布，将扎什伦布寺到阿里的地区划归班禅管辖时，他当场婉言谢绝。如果说其他的事是五世班禅迫于形势不得已而为之，那么在这件事上，“当场”二字则体现了他的个人意愿。假如五世班禅欣然同意，那么清政府这次扩大班禅辖区的企图很可能成功，因为当时西藏驻扎着入藏平叛的12000余名清兵，七世达赖也奉旨将移往理塘，但五世班禅以一个僧人的心态，拒绝了这一有利于班禅系统，但又有可能留下遗患的举措，充分反映了他的一种避世心态。但这件事却对班禅系统以后的历史产生了较为重大的影响。我们姑且不论面对得而复失的利益，当时扎什伦布寺僧众对五世班禅是否有微词，从以后的历史发展来看，扎什伦布寺的寺属土地从此时起，基本上再无大的变化，其主要原因是，此后不久，清朝在西藏正式建立了以达赖系统为核心的“政教合一”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后世的班禅想再扩大属地是不可能的。因此，可以说，五世班禅时期奠定了班禅系统的经济基础，而这一基础无疑是薄弱的——3个宗、5个相当于宗的大谿卡、68个中谿卡、20万克耕地、26个牧场、2万多头牲畜。［11］构成其主体的3个宗，就是清政府在1728年划分的，这些只相当于达赖系统所占属地和牧场的十分之一。由五世班禅时所定格下来的整个班禅系统的薄弱经济基础，在客观上产生了两个后果：其一，对清政府而言，从乾隆四年起，清朝就有意“册封达赖、班禅分治卫藏”，［12］到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颁行的《藏内善后章程》开首又称：“驻藏大臣督办藏内事务，应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这种人为地从政治上拔高班禅系统的地位，使之与达赖系统平等的目的只有一个——分权，但没有对等的经济基础为后盾，“分治卫藏”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清政府的治藏策略在此受到弱化，清政府不得不推出第三个角色——摄政来平衡西藏的权利体系。其二，对班禅系统本身而言，由于经济基础薄弱，一旦和达赖系统发生矛盾，示弱的只能是班禅，这也就是九世班禅远走内地的症结所在。

　　其次，在对待清廷延请其晋京一事上，五世班禅也是一昧的息事宁人，避于是非之外。后世史家对第司·桑结嘉措是否阻挠五世班禅赴京各执一词，笔墨官司不断。如收录于《藏学研究论丛》（第1辑）中，李凤珍所写的《浅析第巴·桑结嘉措与噶尔丹和拉藏汗的关系》及张松操的《关于评价第巴·桑结嘉措之争议存疑》，两篇文章都认为桑结嘉措没有阻挠班禅晋京。而冯智发表于1998年第4期《中国藏学》中的《五世班禅未能晋京原因探讨》以及苏发祥著的《清代治藏政策研究》都认为五世班禅未能成行，完全是第司·桑结嘉措从中作祟。对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桑结嘉措阻挠班禅晋京是无庸置疑的。其中最简单的一个例证就是：当桑结嘉措闻听，康熙帝延请五世班禅赴京面君的消息后，立即派亲信卓尼直隆给班禅送了一封信，信中说，“皇帝为内地佛教和众生着想，尤其是为黄教的发展，请最高活佛去北京作为皇帝的国师，理应前往。但因未出痘，不宜出行。请你自己向钦差们说明。”［13］《班禅额尔德尼传》里也有类似的记载，在此不一一赘述，因为本文论述的重点不在于此，我们在这里所要论述的是，五世班禅本人对此事的态度问题。桑结嘉措对五世班禅的阻挠是不争的事实，但这种阻挠到底有多大的作用？康熙几次派使召请班禅之时，也正是达赖汗入藏主事之时，清政府当时在西藏推行的是“以蒙治藏”的政策，因而达赖汗决非俯就桑结嘉措之辈，最起码二者的力量是足以抗衡的。而达赖汗是支持五世班禅晋京的，1696年他曾上书朝廷曰：“为召喇什龙布班禅事，臣致书两次，以为当行，而彼竟不从，伏乞睿鉴”。［14］此外，从1694年康熙首次带口谕，希望五世班禅入京面晤到1699年停止召请为止，据笔者粗略统计，其间共有8拨钦差面见过班禅，但班禅只字未提第司阻行之事（否则就不会发生康熙帝为此事，数次斥责桑结嘉措，而后又任其数次狡辩之事），不仅如此，五世班禅还上书替桑结嘉措开脱。1697年，他就请钦差回奏皇帝：自己是因未出过痘不宜去北京，并无别人阻拦，请皇上息怒。［15］由此可见，五世班禅在处处揣测和迎合桑结嘉措的意愿。这反映了他的一个性格特征，即遇事躲让，不愿深陷政治漩涡。身逢乱世，这个性格特征导致他没有起到与自己身份相匹配的作用，从而降低了个人的威信。清朝统治者深谙班禅的这一特性，因此在1713年的册文里称其：“为人安静，熟谙经典，勤修贡职，初终不倦……”［16］1728年，噶伦之乱后，岳钟琪、查郎阿等人奏陈办理西藏事宜十项折，在折中他们曾建议让达赖喇嘛离开西藏，请五世班禅到拉萨主持黄教日常事务，雍正当即批示道：“此不可者，班臣（即班禅）驻前藏可以不必言及。当年达赖喇嘛旷座数十年未行者，此番亦当暂如前安置，或徐徐另议尚可。”［17］五世班禅不愿更多地涉足政治，想必也是雍正作此决定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