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德乌”作为“谜语”具有测验智力的功能。如松赞干布派噶尔•禄东赞前往唐朝向唐太宗请婚时唐太宗规定，通过智力竞赛，胜者将可迎娶文成公主。噶尔大臣才智出众是与吐蕃盛行“德乌”这一文化背景有一定关系的，加之藏文史书记载，噶尔在长安期间当地相当于“占卜师”的一位老妇人曾帮他指点过。这位老妇人所扮演的角色跟当时吐蕃的“德乌师”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一点可以表明，当时“德乌”这一文化不仅是在青藏高原盛行，而且在中原也同样非常盛行。
    3、“苯”　系古藏语，含有“吟唱”、“吟诵”、 “祈请”或“默诵”咒语等之意。斯内尔格罗夫（D.Snellgrove）也认为“苯”相当于古象雄语“gyer”，意为“吟诵”（注：斯内尔格罗夫：《苯教九乘》[M],伦敦：伦敦出版社，1967年，第20页。）。也有不少学者认为“苯”是大食（stag-gzig，即波斯，今称伊朗）语，其意为“根”或“根基”（注：斯塔尼米尔•卡罗扬诺夫：《伊朗与西藏——对西藏苯教的考察》[J],《西藏学刊》，1991年第4期。）。但苯教史学家南卡洛布等不少学者倾向于斯内尔格罗夫的说法。据史书记载，为维护吐蕃政权的巩固性，从象雄邀来雍仲苯教徒象雄拉德（zhang-zhung-lhalde）传授苯教并收留阿瓦南木色（a-wa-rnam-gsas）等徒弟。当时的苯教徒主要是通过为病人占卜、祈祷、修法、驱鬼等仪式来传播雍仲苯教思想，其传承形式一律为口传。自苯经产生以来，远古时期的口传文化开始在苯经里出现。如在雍仲苯教的《寂静续》（zhi-rgyud）里就记载过苯教“万物源于五行”的说法：
    终生早于大劫（时间），无行早于终生，有为（世界、空间）先于无行，辛神先于有为，辛神发射五光，光晕形成五基。（注：贡赛宁波：《象藏文明初探》[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184页。）
    据藏文史料记载，以上“三种教法”是古代象雄王朝直至吐蕃第二十七代赞普拉脱脱日年赞（lha-thotho-ri-gnyan-btsan）护持国政的三大支柱。受雍仲苯教的影响，藏族史书记载了“天赤七王”（gnam-gyi-khribdun）如何来自天界又如何归于天界等的种种神话故事。通过许多藏文文献可以看出，当时的苯教徒与赞普之间形成一种现实上的同谋关系。一方面，赞普需要苯教徒为他们的权力和地位提供合法化辩护。另一方面，苯教徒也需要也赞普分享权力，并得到实际的好处。可见，“苯”、“仲”以及“德乌”在治理和辅佐国政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三种教法”的形成充分体现了远古时期藏族人的自然观和宗教观，它们作为口头传承不但具有社会生活中的实践意义，而且具有整合社会的功能意义。

    　　　　二、以口传为形式的古代藏族文学作品

    佛教传入藏区之前究竟有无文字，学术界还未达成共识。但一般认为，藏族文献所记载的最早的口传文学作品（注：南色、山夫旦：《藏文写作学教程》[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4年，第64页。）是“止贡赞普名号的起源”：
    “当止贡赞普（gri-gum-btsan-po）年幼之时，如何上此王之名号，请问老祖婆婆卓夏玛吉林玛（ma-magro-zha-ma-skyi-brling-ma），老祖婆婆问道：‘畿地方之扎玛岩（skyi-brag-mar-ba）坍塌了没有？当玛地方之牦牛草场（ dang- ma-vbri-spangs）被火焚烧了没有？邓列维尔湖水（dam-le-dbal-mtsho）干涸了没有？’人们回道：‘岩未坍，湖未干，草场亦未被焚。’当时，老祖婆婆年事高迈，耳患重听，错听成‘岩已坍塌，草场焚毁，湖水干涸’，于是说道：‘将短命夭亡，就取名为止贡赞普吧！’”（注：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M],P.T.1287“赞普传记”，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157页。）
    在敦煌文献里所记载的这一段话，藏族史书《智者喜宴》（注：巴俄•祖拉陈瓦：《智者喜宴》（藏文版上册）[Z],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160页。）里亦有详细记载。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分析这几段对话，就可以断定止贡赞普时期由于部落与部落之间争夺权位，举国上下无安宁日。这时候百姓中德高望重的老祖婆婆卓夏玛吉林玛最有说话权，她以神人或者预言者的身份决定其孙子的名号，以及命运。后来正如老祖婆婆所预言，其孙子命归于刀下。
    通过上述对话，我们不但发现当时以问答的形式相互对话的情景，而且通过代代口耳相传最后形成比较完善的文字并载入史册。这就是说人类自古以来就离不开两种生活方式，即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者缺一不可。藏族人从远古起依照自己的需求，用自己口传的方式创造自己的物质精神文化。
    关于止贡赞普的名号，笔者想谈一谈《浅谈古代藏王怎样用象雄语起名》（注：格桑顿珠：《浅谈古代藏王怎样用象雄语起名》[A],载扎西才让主编：《藏文文献研究》（藏文）[C],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416页。）一篇里所阐述的有关“止贡赞普”的象雄语和藏语对照的问题。在该文章里作者把“止贡”一词列为“象雄语”，其藏文意为“扎西”，即“吉祥”。众所周知，“止”是藏语“gri”的音译名，意为“刀”；“贡”亦是藏语“gum”的译音，其原本乃至现在都是“死亡”之意，殊不知作者从何处寻见“止贡”的“吉祥”之意。另外藏文所有文献均记载，止贡赞普是吐蕃王朝“早期二上”（注：吐蕃第七代止贡赞普和第八代布德贡杰赞普。）（stod-kyi-steng-gnyis）之一，而该文却把止贡赞普列为“中期二上”（注：吐蕃第三十代仲年德如和第三十一代达日年思。）（bar-gyi-steng-gnyis）。实际上“早期二上”和“中期二上”相隔二十二代赞普。这些都有待于考究。

    　　　　三、以口传为形式的藏传佛教

    藏文文献记载，吐蕃赞普第二十七代拉脱脱日年赞时开始有佛法僧的象征物（注：郭•循努白：《青史》（藏文版上册）[Z],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63页。）；第三十三代松赞干布时佛法正式传入藏区；第三十八代赤松德赞时经过长期的佛苯之争后，建立了桑耶寺。桑耶寺的建立标志着佛教正式立足于藏区。由于佛教的正式立足，藏区才开始了佛教传承的延续。迄今为止，历史上的各种风波均未能使佛法的传承停止。赤松德赞、莲花生大师和亲教师菩提萨埵师君三尊以佛苯相融的策略弘扬佛法，并从公元8世纪直至公元15 世纪陆续在藏区形成具有藏族文化特色的宁玛派、噶当派、噶举派、萨迦派、格鲁派等规模相当的教派，以及不少支派。但是，所有的教派无不讲究各自的传承，从下面的表格中我们可以看出古代印度大乘佛教传承的延续怎样体现在宁玛派、噶举派和格鲁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