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部遗教》看禅宗在吐蕃的传播和影响
一、关于《五部遗教》
《五部遗教》属藏传佛教宁玛派伏藏文献，传说是由莲花生大师等人秘密伏藏的，几百年后由掘藏师掘出，向世人传授。宁玛派伏藏文献种类繁多，为该派教法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的《柱间史》、《五部遗教》、《莲花遗教》等因着重讲述吐蕃佛教史而在学术界有较高的知名度。
《五部遗教》分《鬼神遗教》、《国王遗教》、《王妃遗教》、《译师班智达遗教》、《大臣遗教》五大部分，据每部的后记，皆由掘藏师古日邬坚林巴掘出。《鬼神遗教》后记云：“火阴猪年（1347年）虎月十五日晚，从布察色康林（桑耶寺一佛殿名——译注）的右门乌龟底下，由我扎堆雅欠巴邬坚林巴带贡噶慈成掘出，有黄纸一卷。”①《国王遗教》后记云：“由古日邬坚林巴迎请于善业究竟广弘洲（桑耶寺一佛殿名——译注）。”②《王妃遗教》后记云：“从三界铜殿洲（桑耶寺一佛殿名——译注）由化身邬坚林巴迎请。”③《译师班智达遗教》的后记中没有说明掘藏的地点。《大臣遗教》后记谓：“由古日邬坚林巴掘于雅隆水晶岩洞中，有一黄色纸卷。”④《宁玛教派源流》中对《五部遗教》的出处亦云：“从桑耶寺石塔中请出《国王遗教》十九章，从广善响铜洲请出《译师班智达遗教》三十五章，从水晶岩请出《大臣遗教》三十二章，从三界铜殿洲请出《王妃遗教》二十一章，从布察色康林请出《鬼神遗教》二十四章。”⑤与《五部遗教》后记中的记述大致相同。
古日邬坚林巴是位著名的掘藏师，其事迹见于《宁玛教派源流》等藏文史著中。据载他是约日扎浦雅杰地方人，密号“却珠杰波”（胜成就王），生于藏历水阴猪年（1323年），从小获得密咒传承，并精通历算、医药等学科，23岁时开始掘藏活动。邬坚林巴所掘伏藏中以《五部遗教》最为著名。
《五部遗教》主要讲述赤松德赞赞普时期，莲花生大师等在吐蕃弘扬佛教的历史以及莲花生对未来的预言。除佛教外，尚包括吐蕃的政治军事制度等方面的诸多内容，所涉及的历史事件，自吐蕃王朝迄于13～14世纪。从《五部遗教》的内容分析，它是一部汇编著作，根据社会上流传的有关吐蕃的故事、遗留的有关佛教的古文献（包括发掘出的伏藏文献）等，依照一定的编排体系编纂而成，重点突出莲花生大师的功德和宁玛派的教法，宣扬宁玛派。以此判断，《五部遗教》大约成书于14世纪。《五部遗教》历来受到宁玛派的珍视，认为是一部神奇的文献，相信藏传佛教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在《五部遗教》中早有预言。但是，《五部遗教》的有些观点也遭到别派学者的质疑，格鲁派高僧松巴堪布将此类批评收入他编的《如意宝树史》，可以参考。⑥从有关禅宗的记述看，《五部遗教》中确实保存有原始材料，有其史学和宗教学的研究价值。
二、摩诃衍传教的内容
在《译师班智达遗教》和《大臣遗教》的部分章节中记述有摩诃衍所传禅宗，内容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并可与汉文资料相印证。
1、宣传禅宗“教外别传”的特殊性
禅宗史中常言释迦佛以拈花微笑的方式将正法眼藏传于弟子迦叶，之后代代祖师相承，直至菩提达摩渡海来华。禅宗乐于标榜本门特殊的传承方式，以便有别于其他宗派。到了唐代，禅宗南北二宗皆重师承，各以正宗自居。摩诃衍也不例外，他也十分看重教祖的传承，宣传自己是正宗传人。《五部遗教》中出现最多的两位祖师是禅宗的西天初祖迦叶和东土初祖达摩，《大臣遗教》第11章《佛法顿悟》中讲顿门一派的历史，就以迦叶为主。第12章《渐门渐悟》中亦云：“世尊入涅槃时，为断除求问者的疑惑，讲《涅槃经》，是为末后所说法。将众多喻义授予迦叶，此后达摩多罗等汉地七化身相承，此后传至和尚摩诃衍。”⑦此中“喻义”之说源于《涅槃经》（卷2），对此《传法正宗记》云：“付法于大迦叶者，其于何时，必何以而明之耶？曰：昔涅槃聚会之初，如来告诸比丘曰：‘汝等不应作如是语，我今所有无上正法，悉付嘱摩诃迦叶。是迦叶者，当为汝等作大依止。’此其明矣。”⑧因迦叶被视为禅宗西天初祖，引迦叶之事，以表明禅宗是释迦正传，因此《五部遗教》中迦叶受教的文字必来自于吐蕃时代的禅宗文献。
对汉地的七位祖师，禅宗南北各宗说法不同，按北宗的说法是达摩、慧可、僧璨、道信、弘仁、神秀、普寂和义福（后两位并列）。摩诃衍在《顿悟大乘正理决》中也追述其师承，提到了降魔、小福、大福等上师给他“教示大乘福门”，其中降魔即降魔藏（事迹见《宋高僧传》）是神秀的弟子。戴密微认为大福可能是义福，小福可能是惠福。如此，摩诃衍的这两位上师皆为神秀弟子。从《五部遗教》看，摩诃衍以禅宗第人代传人自居，说明他的正统性和权威性。
《五部遗教》中也有一段有关菩提达摩的记述：“迦叶顿悟大众部，传至亲教师菩提达摩多罗，渡海至东方汉地名‘梁广’，与汉帝萧衍相会，知（帝）不解圣义。至‘喀拉曲’，比丘可师、流志（应是菩提流志——译注）、甘朵等妒忌，流志向亲教师进毒六次，但不能伤害。后来未得付法之人，于汉地示现去世相。后事善洁后，一位名‘云’的商人（应是僧人——译注）从印度向上方行来时，于名为噶热玛邓山的山顶上与亲教师菩提达摩多罗相会，（见菩提达摩）手持一只鞋子，商人于此详聆教诲。商人返回汉地后，详述（达摩）所说，遂开其坟墓视之，惟遗一鞋，汉地众人因此说（达摩）是圣者。”⑨《五部遗教》中这段对达摩的记述，与《续高僧传·菩提达摩传》相比，语焉不详，前后不甚联贯，显见编入此书时文字多有脱漏，但也勾勒出了菩提达摩一生的大致轮廓。以此推测，摩诃衍等人曾对东土初祖的事迹大为宣扬，还译成了藏文。
摩诃衍之所以大肆宣扬迦叶与达摩祖师，因二者俱系印度人，这既有利于禅宗的传播，也有利于与印度法师间的论战，反对者不能说禅宗是汉地的产物，而是源自于佛教圣地。除师承外，摩诃衍等人也宣扬禅宗法门的优越性，《五部遗教》中有这方面的记述，如对顿门和渐门作比喻说：“登须弥山顶一览无余，而小山顶上则不能见须弥；渐悟者如同水沟中的小鱼，顿悟者如大江中的鱼……”⑩再如强调顿门派的“十种优越”时说：“因方法的差别，顿门优越；因入规的差别，顿门优越；因行的差别，顿门优越；因禅定的差别，顿门优越；转变分别心方法的差别，顿门优越；净治障蔽的差别，顿门优越；修习的差别，顿门优越；资粮的差别，顿门优越；证悟的差别，顿门优越；利众的差别，顿门优越。”［11］皆在说明禅宗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