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宏，《译师班智达遗教》第33章,P．T．116，其语录在《五部遗教》中有三句，P．T．116则有七句，经比较两者内容一致，只是《五部遗教》中是缩写，并改成了偈颂体。《五部遗教》的大部分内容都是用偈颂体写成，看来因行文格式的需要，编者进行了改写。因此，有些部分亦非原始面貌。

　　北禅师, P．T．116，语录大致相同。

　　宗禅师，《译师班智达遗教》，P．T．116，语录内容基本相同，《五部遗教》是缩写。

　　德禅师，与P．T．116中的写法一致，只是名称的排列次序不同，敦煌文献中派在后面。

　　唐藏禅师，《译师班智达遗教》。

　　安色禅师，《译师班智达遗教》。

　　阿雅若禅师，《译师班智达遗教》。

　　无住禅师，意为“小子”，但疑是“无住”的音译。《译师班智达遗教》P．T．116，与汉语“无住”之音更为接近。P．T．116中无住的语录较长，《五部遗教》仅有三句，但宗旨相同，因此疑是“无住”。另《大臣遗教》第12章《渐门渐悟》中“久底禅师”的语录为：“不想是戒，不念是定，不生幻心是慧”，同于无住的“无忆是戒，无念是定，莫妄是惠”（《历代法宝记》）。P．T．116则译为：“无想是戒，无所得为定，无二是慧。”［25］因此疑“久底禅师”与无住禅师是同一人，“久底”可能是错误的写法。

　　接下来有可、郑、兰、欧、韩、甘、子、堪、菩提达摩多罗、义寂、吉、祁、索多、觉、远、邯、史、慧可、拉、马等禅师。

　　以上诸禅师名字的拼写，《五部遗教》自身就不统一，《译师班智达遗教》中的拼写与《大臣遗教》的拼写多有不同，其中大部分音相近而写法略有差别。与敦煌文献的拼写相比也有差别。说明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多有误写，编者亦难以考究，因此名字的拼写显得十分混乱。

　　载录这些禅师的语录，旨在宣扬禅宗的“观心”（看心）、“见性成佛”的主张，破除“妄想分别”，与《顿悟大乘正理决》的宗旨相同：“离一切言说相，离自心分别，即是真谛，皆默传默授，言语道断。”［26］如《渐门渐悟》中云：“无碍显现之初修禅定，经部虽说大种，但一切万有生于心，此心性无恒常坚固，心之自性乃菩提性。”“菩提自性即众生，众生与菩提无二，如此证悟是胜士。”降魔藏禅师云：“无任何忆念是佛念，观此专注心平等，是如来正法。”［27］

　　《顿门顿悟》章中格宏禅师云：“若心平等则诸法平等，一切无非佛法，凡贪爱是凡夫。”宗禅师说：“念之分别心不动是禅定，圆满无分别心生智慧，此乃超越三界。”德禅师说：“洗涤心性无须水，布施无须财物，清净心修圣义，端直而住得佛位。”［28］

　　《娘氏宗教源流》、《拔协》等藏文史书对禅宗的观点也有大致的记述，但像《五部遗教》这样直接收录禅师言论的则比较少见。从中我们也可了解到摩诃衍在吐蕃传教的内容以及流传后世的藏文禅宗文献。

　　三、吐蕃的禅宗信徒

　　摩诃衍受诏赴吐蕃本土传教，禅宗简洁明了的方式很受吐蕃佛教徒的欢迎。据《拔协》载：“从内地来了一个和尚，名叫摩诃衍那。他宣传说：‘修行身语等善品，不能成佛。要想修佛，应无所思忆，心无所虑。如此修行，始能成佛。’因他教人如此修法，吐蕃的人们逐渐转而学习他的法。因此，桑耶寺断了香火供奉，求法与修身语善行也停止了。只剩下拔诺登、毗卢遮那、拔白央等少数几个人仍然信奉和学习大师菩提萨埌所传之法。”［29］摩诃衍讲“信守弟子约有五千人”，［30］人数十分可观。《顿悟大乘正理决》中提供了几位著名的吐蕃禅宗信徒，如王妃没卢氏（《拔协》记载，她原名赤杰芒姆赞，桑耶寺建成后奉赞普之命出家，法名为“绛曲杰”，意译“菩提尊”；《顿悟大乘正理决》说她受摩诃衍感召而出家，与《拔协》说法不同。汉藏文献一致认为她是摩诃衍的主要弟子之一）、赞普姨母悉囊南氏（《拔协》：她名叫尊姆杰，同没卢氏一起出家）、僧统大德宝真（戴密微认为此人即吐蕃最早出家的“七觉士”之一的玛仁青乔，仁青乔可意译为“宝胜”，与“宝真”相近。藏文文献中没有见到玛仁青乔是禅宗信徒的记载，但有些文献中说他修学不纯，《如意宝树史》所引资料说他伪造过不少旧密幻化类经典，吐蕃王臣欲以处罚，他却隐藏起来，死于后藏娘戎浦）、须加提等。《五部遗教》中也罗列了一批吐蕃人中的禅宗信徒，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大臣遗教》第13章《顿门顿悟》在汉僧摩诃衍等人的后面排列有一些吐蕃人的名称和他们的言论，将他们视为顿门派人物。主要有以下几位：

　　堪布阿莫索曲，亦见于《译师班智达遗教》，他的名字中没有加音译“禅师”二字，［31］而一般的汉僧名中都加有这两个字，因此疑是吐蕃人。

　　其后是达摩多罗，《五部遗教》中这是个混淆不清的名字，有时写为“菩提达摩多罗”，当然这种混乱传自内地，因禅宗各家所述祖谱不完全一样。按名字的拼写看，这儿的达摩多罗应是指禅宗的祖师。但《大臣遗教》第22章《未来预言》中记载莲花生大师对吐蕃佛教及佛教大师的预言，其中一则是对达摩多罗的，显见《五部遗教》的作者认为当时也有名叫达摩多罗者在吐蕃传教。另外，摩诃衍也提到了一位“达磨低”，说赞晋命此人与摩诃衍同开禅教。《五部遗教》有可能将《顿悟大乘正理决》中的达摩低错写成达摩多罗了，那么达摩低又是何许人呢？《吐蕃僧净记》只推测他可能是印度人。《五部遗教》、《佛教史大宝藏论》等中记载前宏期到吐蕃传教的印度人中冠以达摩之名者也有数位，因此我们就难以确定。其中与达摩低音近者有“达摩格底”，据《佛教史大宝藏论》载：“复迎请持密大师达摩格底，在伏魔密寺中，传授《瑜珈金刚界》等曼荼罗灌顶。”［32］由此看，达摩低有可能是达摩格底，佛教密宗与摩诃衍所传皆重禅修，因此赤松德赞命二人同开禅教。无论推断如何，莲花生所授记一事要么是误写，要么是编者有意安排的。

　　译师噶瓦贝则，他是吐蕃著名的三大译师之一，译有大量的显密经论，其中就有莲花戒大师的《中观光明论》，他自己也著有佛学著作（有关书目在《佛教史大宝藏论》有详载）。《大臣遗教》结尾部分中说，噶瓦贝则通达汉语、汉文，但综观佛藏目录，他的译著皆译自梵文，无译自汉文的。而他所翻译的《中观光明论》的作者莲花戒大师正好与摩诃衍是辩论的对手，因此他的教派信仰难以确断。《大臣遗教》将其列为顿门人物，恐是他对禅宗有一定的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