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丘益西贝，意译“慧祥”，《大臣遗教》和《译师班智达遗教》皆列为禅宗人物，生平不详。

　　拉松加哇绛曲，意译“胜菩提”，吐蕃最早出家的“七觉士”之一。按《宁玛教派源流》记载，他曾多次赴印度学习佛法，广闻博学，并翻译显密经论。又拜莲花生为师，据说他获得了空中跏趺坐的成就，为莲花生25名心传弟子之一。

　　阿阇黎息哇却坚，意译“寂胜严”，《译师班智达遗教》中写为堪布协却，似是息哇却坚的误写。

　　娘占贝吉益西坚赞，意译“祥智幢”，此人出身于著名的娘氏家族，《拔协》中也提到了一位娘氏家族的禅宗信徒娘夏米，他同渐门派争斗时，“对自己的躯体加以戕害”，以示不满。娘夏米与贝吉益西坚赞可能是同一人。

　　后世的大部分史书都将赤松德赞描述成印度佛教的积极支持者，惟独《五部遗教》在吐蕃一方的禅宗人物中也加进了赤松德赞，并录有他讲说的具有顿悟禅味的一段话。说明赤松德赞对禅宗有相当的了解，并至少受到过一定的影响。《顿悟大乘正理决》的一些文字也表明赤松德赞与摩诃衍有着频繁的接触：“当沙洲降下之日，奉赞普恩命，远追令开示禅门……及特便（使）逻娑，数月盘诰（诘）……寻究其源，非是一度。陛下了知臣之所说是正，方谴与达摩低同开禅教。”［33］“数月盘诘”、“寻究其源”皆指赤松德赞与摩诃衍间就禅宗进行的交谈，“复陛下一览具明胜义”等，表示赞普对禅宗的理解得到摩诃衍的认可。因此，《五部遗教》中收录有赤松德赞的禅语就不足为怪了。关于赤松德赞对辩论结果的宣布，汉藏文史料有较大的差异。《顿悟大乘正理决》云：“大宣诏命曰：‘摩诃衍所开禅义，究畅经文，一无差错，从今以后，任道俗依法修习。”［34］《拔协》则载：“赞普说：‘和尚所说的顿悟之法有害于十法行，使人心昏沉而不集资粮，打断破坏别人的修习，使佛法灭绝。因之，不能宣传推行，你自己去修习去吧！从今以后，要遵循龙树之正见。”［35］其他大部分藏文史书的说法与此雷同，只是《娘氏宗教源流》中略有不同：“之后赞普说：‘于义无不相合，而于道的修习上，和尚之法为顿悟，是根器极高的头陀行者之法。对（中等）根器以下，则有害于十法行，（使人）心昏沉，不集资粮，中断他人的修习，亦使佛法灭绝，因此应中止。从今以后，要遵循龙树正见。”［36］显然《拔协》和《娘氏宗教源流》中的这段资料是同一来源，《拔协》无前面的部分（不排除后人的篡改）。而其他的藏文史书基本上遵从了《拔协》的叙述方式，将赤松德赞选择印度佛教的理由仅仅说成是因禅宗不是正统的佛教。从《娘氏宗教源流》的记述看，赤松德赞对禅宗并无恶感，他的选择也并非是以教法的正统性为依据的。上引的资料说明吐蕃选择印度佛教而非禅宗，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吐蕃的赞普是从政治的角度考虑的，十善法、集资粮等佛教的基本学说相对于“见性成佛”的禅宗更有利于吐蕃社会秩序的稳定，巩固王室的统治。因此，赤松德赞对禅宗有所了解，并视为上根器之法门，而并非一味偏袒印度佛教。在禅宗传播初期，赤松德赞给以大力支持，“顿渐之争”后仍允许摩诃衍自行修习，并对他恭敬如初。《娘氏宗教源流》中说辩论完后，“和尚摩诃衍在不动禅定洲建一神殿，赞普亦广做奉献，使和尚欢喜。”［37］

　　阿尔那它欣，“它欣”意译“究竟”，有两句语录。

　　则果坚，意译“首严”，有两句语录。

　　李续尼布，“李续”是姓，“尼布”意译“藏”，有三句语录。

　　堪布苏毗益西加波，“堪布”一般译为“住持、亲教师”等，这儿可能是“桑丹堪布（禅师）”的简称。苏毗是部族名，被吐蕃征服后，设有苏毗茹，益西加波是其法名，意译“智王”。《顿悟大乘正理决叙》提到一位苏毗的禅宗信徒：“又有僧苏毗王嗣子须伽提节操精修，戒珠明朗；身披百纳，心契三空。谓我大师曰：‘恨大师来晚，不得早闻此法耳’。”［38］戴密微推测715年降唐的苏毗王子悉诺逻就是须伽提，“他在吐蕃人征服陇右时候被俘，并被虏至拉萨，而且最后可能是在拉萨出家为僧。”［39］但至今仍无其他资料证实这个判断。笔者以为须伽提与《五部遗教》中的苏毗益西加波定是同一人，《五部遗教》中冠以苏毗之名的禅宗信徒只此一人。

　　浪卓贡觉迥乃，《宁玛教派源流》说他原是吐蕃的内大相，名浪卓囊欣，后出家，法名贡觉迥乃（宝源），曾翻译佛经，又依止莲花生大师，接受密乘灌顶，修炼口诀，获得成就，为莲花生大师25名心传弟子之一。《五部遗教》中将其列为顿门人物，说明他是禅密兼通的人物。

　　接下来是《维摩诘所说经》中几位菩萨的言论。

　　禅师白央，有关他的历史记载混乱不清。按《拔协》、《贤者喜宴》说法，他是印度佛教的积极跟随者。《贤者喜宴》说他原名拔赤斯，是吐蕃的第一位出家人，法名白央，后得五种神通，受到赞普的尊崇，称他是吐蕃之宝，因名拔诺登（意译为“宝”），后任桑耶寺住持。《贤者喜宴》载，“顿渐之争”时站在莲花戒旁边的是拔白央、毗卢遮那和益西旺布，说明他是莲花戒的坚定的支持者。但据日本学者的研究，敦煌文书P829中有拔白央的言论，与摩诃衍持同一立场。［40］因此，《五部遗教》称他为禅师自有一定的根据。

　　最后是摩诃衍所讲《四法行》（见前文），《顿门》这一章中分别罗列了汉藏禅门人物。这种结构安排出自原始文献，还是《五部遗教》编者的安排，现在难以考究。不过将赤松德赞等人列为禅门人物，至少说明这些人受过禅宗的影响，从中也可了解《五部遗教》对禅宗的态度。另外，《五部遗教》中的这部分资料可补充《顿悟大乘正理决》中有关吐蕃禅宗信徒的记述，再加《拔协》等藏文史料中的记述，我们大致可知吐蕃的一些主要禅宗弟子。

　　四、禅密融合

　　禅宗在吐蕃传播时间虽短，但社会影响不小，上自王室，下至普通僧人，习禅蔚然成风。从此禅宗与吐蕃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乃至影响到以后藏传佛教某些宗派思想的形成。

　　禅宗在吐蕃本土传播过程以及吐蕃统治敦煌时期，许多禅宗文献陆续被翻译成了藏文。吐蕃本土禅宗被禁以后，吐蕃人通过敦煌等河西之地仍可接触到禅宗，翻译成藏文的禅宗文献有可能再次传到吐蕃，因此，禅宗与吐蕃的联系一直未中断。与此同时，摩诃衍等人传入吐蕃的禅宗文献在吐蕃得到了保存。按《五部遗教》的说法，赤松德赞将禅宗的文献作为宝物珍藏，如《国王遗教》第18章《为未来王嗣如何伏藏财缘》中讲述赤松德赞时期伏藏佛经文献时云：“另外，阿阇黎莲花生、毗玛拉弥扎、和尚摩诃衍等人的意藏刺透密续修法、口传教授、除疑问答及众多细微教诀置于中间岩洞”。［41］“汉纸卷上，由摩诃衍所译汉地的佛法，装入十二檀木箱中”。［42］上引《除疑问答》定是摩诃衍的著作，《娘氏宗教源流》中说，辩论结束后将顿门诸书汇集起来伏藏在桑耶寺。后期的藏文史书如《佛教史大宝藏论》等叙述“顿渐之争”时也提到一些禅宗典籍的名称，说明其作者有可能接触过禅宗文献，《五部遗教》中出现禅宗文献的内容更说明后世仍有禅宗文献在吐蕃本土流传。目前，所知后世藏文典籍中收有禅宗文献的是《五部遗教》，在庞大的伏藏文献中可能有类似文献的收录，有待于进一步的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