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达摩祖师的《四行观》

　　《四行观》全称《菩提达摩大师略辨大乘入道四行观》，被视为达摩祖师亲口所说，是早期禅宗的重要典籍，旨在指明入道方便要门为“理”、“行”二途。日本学者木村隆德在《敦煌出土藏文禅宗文献的性质》中指出：“菩提达磨多罗的教义论说，在《无所得一法论》（P116）汇集八位法师论说的地方被引用为：‘七代祖菩提达磨多罗所说。’这里的论说，是禅宗初祖菩提达摩唯一真言《二入四行论》的《理入》部分，可见，菩提达摩和菩提达磨多罗是混同的，以菩提达磨多罗为中国禅宗初祖的典籍是《历代法宝记》。这种混同表明，敦煌地区的藏人对《二入四行论》及《历代法宝记》都有所了解。”［12］实际上，吐蕃腹地的人对《二入四行论》也是熟悉的，因这是摩诃衍传教的重要内容之一。《五部遗教·大臣遗教》第13章《顿门顿悟》中载：“和尚摩诃衍说：对于行开示四入行，一报怨行，二随缘行，三无所求行，四称法行。第一报怨行，当自己因修行受苦时，自己意中忆念并作此想：我于无始劫中，舍弃清净自性，随顺外境，流浪诸有，轮回并起怨憎，嗔恨殴打损害（之业）无数。因此，今世虽未造损害、罪过，但昔之恶业于此世果熟。非神所为，非人所为，是自业所致，因此心无怨恨并甘心忍受。对殴打者不还手、不怨恨；自心如此生时，与理不违。第二随缘行，众生无我，一切随缘业所转，苦乐皆从缘生。对人天福报等一切，无得失喜怨。是故，与法相应即随缘行。第三无所求行，世人常修乐，绝无有修苦者，但修乐反成苦。若有身皆亦有苦，任谁亦无得乐者。众生若住乐，则不应求乐，息灭所有之想。第四称法行，法理众生垢，以慧眼证悟信守，则不应于高堂之中享乐，美衣甘食财宝皆为烦恼。比如咒药所摄之毒，虽服用亦不能致死，如此善巧方便智慧圆满所摄受者，虽行烦恼法亦无过失。铁之噶若虽小能沉入水中，若作成器具，虽大亦能浮在水面。具足悲悯并慈心坚固故，心善者无罪业。”［13］此处缺“理入”，而所讲“行入”与达摩原文相比，内容基本完整，大意相同，但文句出入较大，如“无所求行”原文为：“三无所求行者，世人长迷，处处贪著，名之为求。智者悟真，理将俗反，安心无为，行随运转。万有斯空，无所愿乐。功德黑暗，常相随逐。三界久居，犹如火宅。有身皆苦，谁得而安。了达此处，救舍诸有，息想无求。经云：有求皆苦，无求乃乐，判知无求，真为道行，故名无所求行。”［14］摩诃衍择要选讲，语言通俗，其中“比如咒药所摄之毒”至结尾一段，不见于达摩原文，恐是摩诃衍所加，也有可能是《五部遗教》的编者将此混合一起了。但《五部遗教》中的这段记述，说明摩诃衍曾在吐蕃本土大为弘扬《二入四行论》，并译成藏文，为吐蕃禅宗弟子所熟知，血且流传后世。

　　3、传授“坐禅法”

　　神会指责神秀及其大弟子普寂所传的禅“凝心入定，住心看净，起心外照，摄心内证”，其中“凝心入定”就是一种禅修的方法，作为北宗传人摩诃衍也比较重视这种修定方法。《五部遗教·大臣遗教》载：“和尚摩诃衍说：身之坐法和身之安法二中，此开示身之坐法。坐在舒适的坐垫上，身体伸直，两眼观鼻，舌顶上腭，紧结跏趺坐，三门不放逸，如法而坐。若身忙口言意散乱，则何得闲。障碍虽多，摄为昏沉、掉举二，昏沉之因是土火水昏聩、（服用）具精华饮食、老累之故，昏昏欲睡；掉举之因是火、风力大，随外境。如觉受从内显现，则能除障。”［15］禅宗五祖弘仁《最上乘论》中也有“坐禅法”：“若有初心学坐禅者，依观无量寿经，端坐正念，闭目合口，心前平视，随意远近，作一日想守真心，念念莫住，即善调气息，莫使乍粗乍细，则令人成病苦；夜坐禅时，或见一切善恶境界，或入青黄赤白等诸三味，或见身出大光明，或见如来身相，或见种种变化，但知摄心莫著，并皆是空，妄想而见也。”［16］宗密《禅源诸诠集都序》中谈到“息心修心宗”时说：“又须明解趣入禅境方便，远离愦闹，住闲静处，调身调息，跏趺宴默，舌柱上腭，心注一境。南侁、北秀、保唐、宣什等门下皆此类也。”［17］南侁、北秀即智侁、神秀都是北宗的代表人物。神秀的弟子降魔藏（即摩诃衍的上师）同样讲授“坐禅法”：“蒿岳普寂禅师，东岳降魔禅师，此二大德皆教人凝心入定，住心看净，起心外照，摄心内证，指此以为教门。”［18］摩诃衍传授“坐禅法”也是一脉相传。从上引资料看，早期禅宗所传“坐禅法”的内容丰富，包括身体的坐姿、气息的调适、意念的专注、观想中产生的幻觉、身体出现障碍时解决的方法，等等。因文字过于简略，论者往往忽视禅宗的禅修方法。这种禅修法与密宗的观修法相比，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4、十二头陀行

　　“十二头陀行”即对头陀之行者在衣食住方面的要求和规范，实则是一种苦行。禅宗西天初祖迦叶是头陀行者，号称苦行第一，禅宗历代祖师中多有持头陀行者。“净觉撰写《楞迦师资记》，以宗奉《楞迦经》，故推四卷本《楞迦经》译者求那跋陀罗为初祖，降达摩于第二，共介绍了历代传灯八代。”［19］此八代中就有北宗的代表人物神秀和普寂，“最初的楞迦师修头陀行，遵守一种严格的戒律。”［20］此处《楞迦经》师承为北宗所列，北宗注重头陀行。摩诃衍师承楞迦，对头陀行也很熟悉。摩诃衍曾说自己“自从闻法以来，经五六十年，且曾久居山林树下”。［21］戴密微注云：“居山林树下，是十二种苦修行大方法之一。”［22］他的吐蕃弟子中“亦有除声闻戒外，更菩萨戒，及行十二头陀”。［23］《五部遗教》中讲到迦叶传至摩诃衍的教法时也提到“独处阿练若”及“和尚摩诃衍行十二行”，［24］笔者以为此“十二行”是指“十二头陀行”。另外，藏文史著《娘氏宗教源流》中记载，吐蕃赞普赤松德赞说禅宗是“头陀行者”的教法。汉藏文史料都说明摩诃衍在吐蕃提倡过“十二头陀行”，也保持了早期禅宗的特点。

　　5、禅师语录

　　《五部遗教·大臣遗教》第12、13章中收录有许多禅师的语录，其中既有祖师的语录，又有摩诃衍及其同时代禅师的语录。敦煌藏文卷子P．T．116等也是禅师语录的译文。《五部遗教》中禅师语录的保存，说明敦煌本并非孤本，类似的文献在吐蕃本土也在流传。同时也说明禅师的语录是摩诃衍传教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译介成藏文的最主要的禅宗文献。

　　《五部遗教》中每一位禅师有藏汉两种称呼，藏语中称为，汉语音译为，其行文格式为“某某”。其中《大臣遗教》第12章《渐门渐悟》中收有摩诃衍、菩提达摩多罗、禅师久底《译师班智达遗教》中作、禅师降魔藏的语录。第13章《顿门顿悟》收录的禅师较多，有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