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与世俗是一个对立的范畴，宗教重彼岸，世俗重此岸；宗教重来世，世俗重今生；宗教重入世，世俗重出世。世俗与宗教的关系，可以说是人与神的关系，在西藏则是以政与教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宗教”这一事物的存在，本身就蕴涵尖锐的矛盾。因为就宗教的本质（体）这一面看，宗教是以追寻、接近、体证宇宙人生的最高真理为其职志，即所谓“有所宗”，因此是极端超离世俗现象世界的。但就宗教的功能（用）这一面看，宗教却是以救度众生、解脱苦难为职志，即所谓“有所教”，因此又是极端贴近世俗、不离现象世界的。两者是相互依存的。

　　世俗化指由一个封闭与神圣的社会过渡到开放与世俗的社会的现象。从一定意义上说，世俗化与现代化是相同的，只是现代化强调技术的进步所带来的变化，世俗化注重的是宗教层面上的改变。世俗化是现代社会的一种特色。世俗化的一般定义为：“在现代化与工业化的冲击下，人们倾向理性化、多元化与个人化的行为模式；此种行为模式不只是出现在一般社会制度中，在宗教制度中更为明显。”

　　佛教传入中国后，经历了本土化和民族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通过两个方向进行的：一是汉化，与中原和汉族实际相结合，建立了汉化佛教的典型宗派禅宗等，后经过儒道佛的合流，形成理学，不仅完成了佛教汉化的过程，而且将佛教融入到中国文化之中（2000年）；一是藏化，经过佛本斗争和融合，形成藏传佛教，随后又建立了活佛转世制度，并进行了改革，形成典型的藏传佛教宗派格鲁派（1300年）。进入20世纪，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都面临着现代化和世俗化的问题。汉传佛教倡导“人间佛教”、“庄严国土，利乐有情”；藏传佛教倡导民主管理寺院，“爱国爱教，以寺养寺”，客观上都起到了引导佛教走向世俗化的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宗教的世俗化不含贬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指宗教对现代社会的适应程度。探讨藏传佛教的世俗化，实际上就是逆向思考问题。大多数人在看待藏传佛教时，都是正向的，即只注重其对藏族社会的影响；而本文所关注的，则是世俗社会、现代文明对藏传佛教的影响以及藏传佛教对现代社会的适应，亦即在当代社会环境中，藏传佛教发生的新变化和新趋势。探讨藏传佛教的世俗化，对于认清藏传佛教的新特点和发展趋势，总结和反思20世纪的藏传佛教，为21世纪藏传佛教的发展和藏传佛教研究奠定基础，都具有现实意义。　

　　一、藏传佛教世俗化的表现

　　藏传佛教的世俗化，即是指其在组织形式、宗教人员、活动程序和仪式模式方面发生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淡化了藏传佛教的神圣性，增强了藏传佛教的世俗性和现代性。藏传佛教的世俗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修习方式与学经制度的变化

　　藏传佛教的世俗化，主要是指传统的闻、思、修和讲、辩、著因时代的发展而发生了带有世俗色彩的变化。

　　首先，佛学教育的变化。现代的佛学教育，除了学习佛教经典之外，还要学习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和现代科学知识，学习国家的政策法规，了解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和国际大事。

　　其次，讲经方式的变化。活佛喇嘛充分利用世俗手段和现代方式讲经传道。有的活佛还利用讲经的机会，宣传党和政府的宗教、民族政策，计划生育政策和移风易俗等，宣传保护生命和环境。如甘南贡唐仓活佛、西藏那曲的珠康活佛、玉树州称多县赛巴寺的仁青才让活佛等，善于把佛教教义和党的有关政策联系在一起，融会贯通。

　　比如讲到环保时他们说，佛教讲不能杀生，这个观点和国家野生动物保护法相一致。佛经上讲，万物生灵，生生相息。这就是政府讲的保护生态环境。砍伐森林，破坏植被，必将遭到大自然的惩罚，这也和佛经上因果报应的说法相吻合。

　　第三、著述方式的变化。部分活佛接受了现代科学方法和唯物主义，并运用的自己的著述实践中。如东噶、才旦夏茸、赛仓活佛等，运用现代科学方法从事学术研究，取得了与传统“五明之学”迥然不同的成果。

　　（二）僧源的复杂化

　　社会的世俗化和现代化以及市场经济对藏族社会的冲击，导致僧人成分的复杂化，现在的寺僧中，有主动出家的，也有被动入寺的，有成年僧人还俗，也有成年俗人出家。僧人与家庭成员的联系也较从前紧密。还有僧人参政的现象。80年代末，哲蚌寺僧人中还出现了持不同政见者。僧人的主体是爱国爱教者，也有鼓吹、策划、支持和参与分裂祖国和西藏独立活动的僧人。

　　（三）寺院功能的改变

　　现代，寺院的传统的功能已经动摇。位于城镇的寺院的宗教功能逐渐由从前的讲经传法和文化教育功能向人文（旅游）功能转变。宗教节庆与法会带有世俗的色彩。由于受到现代文明的强烈冲击，寺院的宗教功能有所削弱，旅游、文化和民俗等功能逐渐增强。

　　（四）寺院管理方式的改革

　　藏传佛教的管理方式由传统的宗教管理改变为现代的民主管理。以札什伦布寺为例，该寺于1960年民主改革后成立了第一届民主管理委员会，由十世班禅大师担任主任委员。1985年11月，班禅大师提出了《关于在札什伦布寺进行社会主义条件下寺庙管理试点的建议要点》。

　　（五）僧人生活的变化

　　首先，是生活方式的变化。僧人的衣食住行与俗人的距离拉近。世俗生活在活佛和喇嘛的生活中所占的比重增大。“文革”期间，许多喇嘛和活佛还俗，成为名副其实的俗人。进入90年代，喇嘛生活方式的世俗色彩更加浓厚。

　　在藏北，中西部生活较富裕地区，年轻人不愿当僧人，家长们也不愿让孩子去寺庙，造成部分寺庙青黄不接。藏传佛教受到改革开放的冲击，五光十色的外部世界的诱惑增多，一些僧人还了俗，经商下海，或者家中缺乏劳力。宁玛派寺院每年仅有两次集中念经时间，每次7天，其余时间都在家务农务牧。挖虫草季节，东部各寺则放假回家，守好家院管好牛羊，以便家人尽量多地挖虫草。

　　其次，是娱乐方式的变化。社会的现代化使喇嘛的学经和修炼的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毗邻闹市的寺院已容不下宁静的禅座。藏区社会娱乐方式多元化：卡拉OK、录象、酒吧、歌舞厅等，使部分僧人抵挡不住其吸引力和诱惑力，导致有的僧人追求世俗生活方式，潜心学经和修炼的僧人减少。

　　（六）活佛转世制度的变化

　　在藏族传统社会中，活佛转世几乎都必须经过严格的宗教仪轨加以认定；现在除了转世活佛之外，自修活佛（如哲蚌寺的朗仁大师）和自封的活佛人数有所增加。还有的地方出现了假冒活佛，利用民众的前程信仰招摇撞骗。

　　（七）僧人传统观念的变化

　　由于受到现代观念和世俗观念的强烈影响，僧人的观念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表现为：由苦行到享乐；由禁欲到开禁；由追求来世到注重今生；由无常到有常；由出世到入世。总之，喇嘛的神观、人观和价值观都赋予了世俗化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