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藏传佛教世俗化倾向出现的原因

　　藏传佛教的新变化或世俗化，显然不能归因于所谓“末法时期”，而是由人类社会的新变化和藏传佛教的自身调整内外两方面的因素导致的。外因主要表现为中国社会和西藏社会两方面的影响：即大环境－－中国社会发展形势；小环境－－藏区社会发展特点。

　　外因－－人类社会的现代化与世俗化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宗教与其他意识形态具有共性，都是人们社会存在的反映。宗教的特殊性在于，它是社会存在的歪曲的、幻想的反映。

　　（一）大环境－－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与世俗化

　　1、政治原因－－民主改革与中共治藏方略的作用

　　新中国建立后，社会发生了根本的变革，宗教思想也要随之发生变化。马克思曾经指出：“非常明显，随着每一次社会制度的巨大变革，人们的观点和观念也会发生变革，这就是说，人们的宗教观念也要发生变革”。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中国境内宗教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各种宗教也随之发生巨大变化。

　　藏传佛教的巨大变革和向世俗化发展的重大转折点，是西藏和平解放后社会环境的巨大变化和民主改革对藏传佛教的影响。在旧西藏，藏传佛教与封建农奴制度密切结合，形成僧侣、贵族联合专政的“政教合一”制度。历代的藏传佛教领袖以神佛的名义，总揽西藏三大领主的最高统治权。他们可以根据佛教的教义和“神佛旨意”，制定、解释和执行法律。寺院可以利用宗教特权，拥有法庭、监狱和武装等专政工具。寺庙拥有大量的土地、农奴和牲畜，放高利贷。1959年西藏叛乱，加速了西藏民主改革的进程。在进行民主改革的同时，对西藏的宗教制度进行了改革。

　　西藏的民主改革使藏传佛教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表现在：

　　（1）消灭封建农奴制被，使藏传佛教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2）废除“政教合一”制度，寺院拥有的法庭、监狱和武装等专政工具，使藏传佛教与西藏政治脱钩，政教分离，政教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藏传佛教在藏族社会中的独尊地位和一统天下的影响一去不复返。

　　（3）农奴获得了翻身解放，藏传佛教的信众成为国家的主人，对喇嘛和活佛的依附性减弱，在新的社会环境和意识形态背景下，信众出现了分化，部分信徒因升学、入党和参加革命工作等，转而信仰唯物主义的代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从而改变了近千年来藏区全民信教的格局。

　　（4）民主改革后，藏区实行社会主义，寺庙拥有的土地、农奴、牲畜被剥夺，禁止放高利贷，使藏传佛教的生存基础彻底改变，寺庙由“寄生型”向“自立型”转变，开展“以寺养寺”。／建立寺庙民主管理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制度，民管会的主要任务是：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政府的各项政策、法令，管理寺庙的行政、经济和宗教事务，开展寺庙自养活动，生产经营，组织僧尼参加政策法令和时事学习；组织寺庙的收入分配，安排僧尼的生活；安排寺庙正常的宗教活动和僧尼的宗教休习，负责寺内的文物保护和治安工作。实现了政治统一、信仰自由、政教分离和各教派平等。

　　（5）现代学校的建立，打破了维持近千年的寺院垄断藏族文化和教育的局面，大多数藏族子弟进入学校，寺院的僧源大大削弱，世俗文化和教育在藏区的推广，削弱了佛教文化在藏族社会中的独占地位。

　　经过民主改革，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被废除，强制性地实现政教分离，由西藏自治区筹委会行使地方政府职权。寺庙中的封建特权被废除，为新的民主管理制度所代替。政教分离后的藏传佛教，逐步成为纯粹的宗教事业，宗教信仰也逐渐成为宗教信徒个人的私事。上层喇嘛活佛由兼教权和政权于一身（执政），改变为主要负责宗教事务，并参与国家的一些政治事务（参政）。

　　“文革”时期，由于极“左”路线的影响，藏传佛教及其传承者喇嘛活佛被人为或强制性世俗化。

　　国家改革开放后，中国和藏区的社会环境发生巨大变化，随着世俗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发展、外来文化的进入和市场经济的冲击，强烈地影响着藏传佛教，使其处于现代文明和世俗文化的包围之中。不少学者认为，现代化的特征是理性化与世俗化的增加。80－90年代以来，中央所实行的民族和宗教政策，倡导僧人爱国爱教，遵纪守法，对藏传佛教采取管理、整顿、教育、限制、淡化等策略，削弱了藏传佛教的神学功能，强化了藏传佛教的道德功能，对藏传佛教走向世俗化起了引导作用。其客观效果是，将处于神学佛教阶段的藏传佛教逐步引向“道德佛教”阶段。

　　2、经济原因－－市场经济的冲击

　　藏区的社会背景发生重大变化，由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再由计划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西藏经济的发展，内地对西藏的援助，市场经济的发育，冲淡了藏传佛教的神学功能。

　　3、宗教原因－－中国宗教世俗化的趋势

　　中国宗教有服务社会的传统。各宗教都主张现世与来世的统一，更注重现世的努力，造福社会，体现出积极的入世意识和入世精神。

　　佛教的世俗化－－“人间佛教”思想。佛教认为世间一切皆空，人生一切皆苦，只有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佛国”，才是幸福、快乐的。佛法原本是源出人间并要利益人间的，应以实现人间净土为己任。早期的佛教经典《增一阿含经》说：“诸佛世尊，皆出人间”，揭示了佛陀重视人间的根本精神。《六祖坛经》也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入求鹿角”，阐明了佛法与世间不可分离的关系。新中国建立后，佛教思想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最重要的变化，就是认为佛教徒不能仅仅追求来世幸福，也要致力于人间的幸福。提倡“人间佛教”的思想，就是要佛教徒奉行五戒、十善以净化自身，广修四摄、六度以利乐有情众生；自觉地以实现人间净土为己任，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在中国佛教协会的章程中，也明确地把佛教教义中的“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积极参加祖国建设，努力为人民服务）作为广大佛教徒应遵守的信条。这是人间佛教思想的体现。佛教界对佛教的“慈悲”和“不杀生”等教义有了新的理解。“佛教的慈悲，以广大群众为对象。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安乐，消灭少数危害群众的恶魔，这正是佛陀大慈大悲的伟大意义”。“治虫救苗，也是菩萨行为”。汉地佛教倡导“农禅并重”。

　　中国天主教、基督教、道教和伊斯兰教的世俗化倾向。天主教提倡“三自爱国”（自治、自养、自传）。天主教界在1983年提出了“开展神学研究”的任务。爱国的神学家们认为“不能只是从教会定断出发”，而“应以圣经为依据和标准来对信仰进行解释和阐述”，以创建“适应中国国情与人民大众利益的中国天主教神学”。他们还对伦理神学的具体标准作了新的阐述，指出：“人民大众的利益是我们和教会行为的具体标准，也是伦理神学的具体标准”。在康定天主教堂，在一层开了“五金店”、“海龙家俱”和“皮衣干洗店”3家店铺，大门上赫然挂着3块牌匾，居中的“海龙家俱”的牌匾比“康定天主堂”还醒目，构成一幅讽刺画。基督教提出为了来世修好现世，作盐作光，荣神益人。其所倡导的“神学思想”建设，也有引导基督教与现代社会相适应，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相协调和淡化基督教的意图。道教提出和光同尘、济世救人。伊斯兰教主张两世并重、两世吉庆，注重为今世工作，把今世作为后世的“栽种之场”。26在同样的社会背景下，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和道教都出现了世俗化的倾向。

　　文化原因－－外来文化的影响与多元文化格局的形成

　　现代藏区的文化，已由过去的单一民族文化发展到多元文化并存；世俗文化与世俗教育占主导地位。研究藏区社会和藏族传统文化的藏学，其指导思想经历了3次转变，即神学－人文－唯物。藏学界的学术研究，起到了向世人传播藏族社会历史文化和藏传佛教的积极作用，客观上淡化了藏传佛教的。西藏、藏区的神秘面纱逐渐被揭开，已不是“香格里拉”和最后一片“净土”。近代以来藏传佛教向西方传播，与西方文化和宗教并存、交融，适应西方社会文化环境，使藏传佛教僧人的观念和修行方式发生了带有世俗色彩的变化。近年来兴起的“密宗热”，使藏密逐渐被“解密”，尽管佛教界和藏学界对这种现象有不同看法，但是客观上冲淡了密宗的神秘色彩，起到了宣传和普及藏传佛教的效果。

　　（二）小环境－－藏区社会的现代化与世俗化

　　汉地佛寺建立于幽静的名山，避开闹市，所谓“天下名山僧占多”。而藏区的寺院多建立在闹市区，这种寺院布局，使藏传佛教处于世俗社会和世俗文化的包围之中。在拉萨，以大昭寺最为典型，为八廓街所环绕，成为拉萨闹事区的中心，与世俗社会融为一体。具有藏传佛教寺院功能的布达拉宫，四周也充满了商业气息。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的世俗化具有不同的特点：汉地佛教有居士，信徒非社会化；藏传佛教是全民信教，信徒社会化，易受世俗社会的影响。汉地佛教世俗化的流派为禅宗；藏传佛教没有世俗化的教派，只是宁玛派不严守戒律，可结婚生子，带有一些世俗的色彩。

　　内因－－宗教发展的内在动力

　　（一）宗教发展到第三阶段－－道德宗教阶段

　　一般认为，宗教的发展要经历三个阶段，即自然宗教（古代）－－神学宗教（近代）－－道德宗教（现代）。总之，从宗教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上帝节节败退，神的作用逐步削弱。宗教的世俗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神学宗教向道德宗教的转化。

　　（二）藏传佛教世俗化的演进

　　藏族社会的世俗化与文化的世俗化，对藏传佛教世俗化产生了影响。藏传佛教的发展演进中呈现出世俗化的趋势。米拉日巴、阿古登巴、主巴贡勒、仓央嘉措、夏嘎巴、米旁嘉措、四世生钦·洛桑班丹群培、五世嘉木样和更敦群培等高僧和活佛，都可称之为藏传佛教世俗化的代表人物。

　　喜饶嘉措，积极参加世俗事务，国民党执政时期担任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共产党执政时期担任青海省副省长和全国佛教协会副主席等职。他提倡人间佛教，并在1955年8月号的《现代佛学》上发表《为创造现实的人间极乐世界而奋斗》的文章。

　　更敦群培则是20世纪推进藏传佛教世俗化的代表，他的宗教思想，对于推动藏传佛教由神学宗教走向道德宗教产生了重要作用。更敦群培一生所从事的学术和思想实践，其目的，实际上就是让民众从迷信、盲从和禁欲中得到解脱，由佛教的“彼岸”回到现实的“此岸”，从神坛上下来，忠实于藏区这块大地，脚踏实地的做人。更敦群培对传统价值观念和佛教道德的批判，其目的就是像尼采那样，肯定生命和人生。

　　近代人文主义和启蒙思想的的兴起，也促进了藏传佛教的世俗化。然而，在20世纪上半叶的藏区，在西藏民主改革前，藏传佛教还主宰着社会和人们的心灵，尚处于神学宗教阶段。

　　（三）藏传佛教与现代文明的适应

　　20世纪以来，西藏逐渐对外开放，随之而来的是外来文化进入西藏，西藏和藏区的社会文化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藏传佛教为了与外来文化抗争，为了适应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现代文明，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一些调整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