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藏传佛教世俗化倾向的评价
(一)藏传佛教的世俗化与全球宗教世俗化的趋势相适应
进入20世纪,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和世俗化的步伐加快。在这种背景下,宗教也出现了世俗化的发展趋势。当人类进入工业社会后,宗教制度成为社会与经济生活的边缘者,宗教思想越来越失去它的重要性,这种社会的特征,就是大量的变异与不停的转变。由于政治、宗教和经济制度的功能日益专门,使宗教的有效性缩小到专门的“宗教领域”中。宗教日益中性化,最后成为装饰品。涂尔干(EmileDurkheim)认为,现代社会的集体意识是“个人崇拜”(cultoftheindividual)。由于宗教是社会体系中的次体系之一,只是个人的事,因此,宗教的存在必须不断去适应社会的改变。宗教的地位由主变为客,它的世俗化也成为必然的。他认为现代化的主要特点是向世俗化(Secularization)的转变。
在现代社会,从“有形宗教”发展到“无形宗教”。“今日人们的宗教生活在工商社会生活影响下,其神圣性逐渐丧失,宗教信仰成为商品市场中的竞争者,人们以企业化、商品化经营宗教,致使宗教的社会教化功能式微,宗教已有逐渐朝向无神论发展趋势,愈益世俗远离神圣。”
近代以来宗教的变化表现为:宗教神圣化作用的衰退;宗教提供意义体系作用的衰退,科学取代宗教;宗教对人的约束力的减弱。在传统社会,伦理道德的束缚力主要来自宗教。各传统宗教中的清规戒律对几乎整个社会都具有约束力。宗教的戒律替代了法律,它既是人们生活行为的基本指导,又是评判人们生活行为的主要标准。然而,世俗化表明宗教的礼仪与教规已逐渐丧失了约束力,人们的生活行为准则是多元的,而判断其对错主要靠的是理性和法律。宗教组织对个人行为的控制力只局限于其成员,不再具有普遍的社会效力。从宗教自身来看,这种变化表现为传统宗教根据社会变化的需要所作的自身变革和调整。本世纪60年代初,罗马天主教的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提出了“适应时代”的口号,在神学方面宣布,“帝国业已存在于此世”之说。天国就在人世,建设人世也就是建设天国。宗教出现了“信仰危机”。在欧洲,人们对神的观念日益淡漠,相信上帝存在、相信地狱天堂的人数在逐年下降,上教堂的人数减少,信守宗教礼仪的教徒锐减。
在这种形势下,赶上时代,适应变化,已成为各大传统宗教不能回避的新课题。
(二)世俗化不会导致藏传佛教的衰落和消失
宗教世俗化最重要的后果是打破政教合一的神圣化制度。同时,世俗化社会也对神圣化与独断化的社会思想进行除咒。而且,以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来代替教条主义和权威主义。人们重视宗教的社会意义胜于其宗教意义。不同的制度有公平竞争的机会,在这种环境下有利于自愿信教的信徒,因此,世俗化会造成更成熟的信徒。增强伦理与治疗的功能,削弱经济与政治的功能。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世俗化的结果并不会导致宗教的消失。宗教的世俗化是反映一种社会的理性化过程。
宗教的改变是因社会变了,变化的过程永远不会停止。当今社会是理性化、多元化和个人化的,没有任何制度可以超越或在另一种制度之上。任何领域也都不再是社会的主要价值。不仅是宗教,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都世俗化了。
世俗化只是使藏传佛教发生了改变,使其传统的作用衰减,这是藏传佛教自身结构所必然引起的过程,但它并不会导致藏传佛教永久的衰退,更不会导致藏传佛教的完结,这也是藏传佛教自身内在结构因素决定的。宗教今后的发展趋势,仍然会是不断世俗化和不断战胜世俗化,以及原教旨运动和新宗教运动的出现。这也是今天宗教状况的主要特征。
从某种意义上说,藏传佛教世俗化是一种改革,与社会主义相适应,与现代文明接轨,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藏传佛教的世俗化,对它的传播具有积极作用,易于为信众接受,如密宗的“解密”,虽然存在分歧,但是客观上有利于藏传佛教的传播和扩大影响(修身)。所谓协调,是指各不相同的因素之间互相适当的配合,本无要求协调各方放弃自身特点的意思在内。藏传佛教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是以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为基础,以宪法为准绳,而不是以唯物主义为标准,也不是以“消灭”或发扬宗教为目的。
(三)藏传佛教世俗化的负面影响
德国“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School)的代表人物霍克海默(MaxHork heimer)与阿多诺(TheodorW。Adorno)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一书,最主要的论点是:人类所追求的对自然的征服和控制,反过来使得人被奴役和束缚;人类要求从神话镣铐中解放出来的理性原则,最后也成了一种神话。藏传佛教的世俗化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表现为:藏区宗教气氛有所淡化;传统的闻、思、修和讲、辩、著已难以再完整地加以继承;僧人的虔诚、苦行、禁欲、利他精神受到世俗社会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挑战;喇嘛活佛的因明学和佛学水平有下降的趋势。
(四)藏传佛教世俗化带来改革的契机
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从这个意义上说,藏传佛教的世俗化实质上是一场藏传佛教的改革
自佛教于公元7世纪传入西藏以来的近1300年中,发生了两次重大变革:一是佛教的“西藏化”--本土化和民族化,经过与藏族本土宗教本教的斗争和融合,形成了藏传佛教,体现的是藏族特色,对凝聚藏民族,促进藏族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二是15世纪宗喀巴对藏传佛教进行改革,创立格鲁派,拯救了濒临灭亡的藏传佛教,形成达赖和班禅两大活佛转世系统,促成了政教合一制度在西藏的确立。20世纪末,藏传佛教又迎来了一个重大的变革契机,即由神学宗教向道德宗教的转变,也就是藏传佛教的“世俗化”--与现代社会和现代文明相适应。藏化,是佛教在藏区生存和发展,与藏区接轨;世俗化,是佛教在中国社会生存和发展,与中国国情接轨。因此,世俗化体现的是中国特色和现代特色。
宗教学专家卓新平说:“宗教及其神学作为人的信仰和人的思索与追求,离不开人所生存的现实社会和外在世界。因此,宗教与社会的适应,与时代的协调就显得特别重要。神学并非空洞的玄思,而有着丰富的社会内容和时代特色。宗教虽有超然的追求,其价值、境界和精神却必然体现在现实存在之中。宗教的终极关切只有与现实关切结合起来,才可能落到实处,有其分量。从这一意义上来看,宗教的正常存在和发展应该是关心现实的而不应遁世消隐,应是开放的而不应自我封闭,应是对话的而不应自我独白,应是宽容的而不应唯我独尊,应是充满爱心的而不应抱有怨恨”。神学家丁光训“强调宗教在现实社会及人生中的不断完善和提高,倡导宗教以其爱心、道德伦理和服务精神为世界做出贡献,促进人类的理解、沟通、团结及和平,鼓励宗教的宽容、对话和开放,从而使宗教既能达到升华和超越之境,又能为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做出积极的贡献。宗教的这种取向和道路,也必然使全社会对宗教有更正确、更深入和更全面的了解”。
因此,只有进行改革,才能促成藏传佛教适应时代,顺利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避免被社会和时代淘汰。
来源: 西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