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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因果报应和善恶承负

　　印度佛教有一个基本理论，即业报说(Karma)。这种理论认为，人的一切身心活动，即身、口、意"三业"造作的善恶性质不同的行为，必定招致相应不同的果报。《瑜伽师地论》卷三八云："己作不失，未作不得"，即是说业己造作出来，果报就不会自行消失。

　　佛教因果报应说随着印度佛典的译介，在中国早期佛教中十分流行。安世高在译有小乘禅和一切有部昆昙经典的同时，就译有宣说因果报应说的《十八泥犁经》，《阿难问事佛吉凶经》和《罪业应报教化地狱经》等。《牟子理惑论》在回答"为道(学佛)亦死，有何异乎"的问题时，就诉之于因果报应之说。到了东晋的慧远，对因果报应之说尤其着意渲染，他还详细解释了印度佛教所谓有三世因果(过去、现在、未来)的理论，提出："三业体殊，自同有定报，定则时来必受，非祈祷之所移，智力之所免。"

　　当时盛行的道教中间也流传着一种类似的学说，即善恶承负理论。这种理论认为，祖宗作业之善恶，都延及影响于其子孙。先人流恶，子孙则承负其恶果之灾，如此不断展转延续，一起一伏，随人不同。而承负最大之灾，莫过于断子绝孙。《太平经》中说：

　　力行善反得恶者，是承负先人之过，流灾前后积来害此人也。其行恶反得喜者，是先人深有积畜大功，来流及此人也。......因复过去，流其后世，成承五祖......皆承负相及，一伏一起，随人政衰不绝。(王明：《太平经合校》卷十八--三十四《解承负诀》，中华书局，1960年版。)

　　道教的善恶承负论是否受到佛教因果报应说的影响，我们暂且不论。但中国早期文化中，却有如此承负之说的先例，像《周易‧坤‧文言》中有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我们也悬置对承负和因果论作一真伪之判断，因为这二个问题都不是纯粹经验的问题，如慧远所说，"以一生为限"，"自毕于视听之内"，当然不能"观穷通之分"，穷源尽化。(慧远：《三极论》，《弘明集》卷五。)本文要指明的，是承负与因果论在形式相似的情况下，存在根本性分歧，这一分歧表现为如下两个方面：

　　首先，佛教因果论是指造业者的自作自受，从论理学上讲，它把人的行为与后果直接联系起来，主张自己对自己负责，即自己对自己的行为和后果负责，这具有一种道德上的自律意义，谁也不应对自己的遭际怨天尤人，因为一切遭际都是自己选择，自己行为的后果，尽管凡人看不到这种联系，重要的在于人类对于当下行为的警觉，人当然不能改变过去，但可以通过当下的行为选择而改变当来，当来是一个开放的，充满着各种可能性的空的括号。因此佛教主张人不应该成为过去定业的奴仆和被动的承受者，而应立足于当下的抉择，去找寻真理(正道)，不断超越自己，了脱轮回。所以，因果论从前世与现世的关系上说，是一种消极的说明，因为它把人当成一种被规定着的、不自由的存在；但从现在与当来的关系上看，它又是一种积极的说明，因为它要求人们通过当下的自我抉择行为，去改变未来，超越自我的制限，真是悲欣交集！

　　关于自作自受的因果论，慧远谓之为"自然"。他说"自然者，即我之影响也。"(慧远：《明报应论》、《弘明集》卷五)在佛教看来，人的一切行为后果都是自己招致的，并不存在一个掌管福祸报应的"幽司"(主宰)。慧远说：

　　故心以善恶为形声，报以罪福为影响。本以情感而应自来，岂有幽司？由御失其道也。然则罪福之应，唯其所感，感之而然，故谓之自然。(同上)就是说，如同有形就有影，有声就有响一样，有人心的善恶为因，即自然会寻致福祸的不同果报。这是人心自感的，并没有一个主宰在那里操纵人的命运。人所不能逃脱的，是自己的思想、行为所造成的必然结果。

　　但人又不是永远被过去规定着的，人永远存在自救的可能，佛教要为人类指出一条超越的路，这条路也就是原始佛教所说的四圣谛中的道谛，慧远称之为"反心"：夫事起必由于心，报应必由于事，是故自报以观事，而事可变，举事以责心，而心可反。

　　慧远认为，报应是由于心念指使下所产生的行为(事)，如果人们能够返流溯源，从反省自己的行为推至对自己的心念的反省，使心从迷滞中反归到佛教的悟解上来，彻悟心源，由此可以超脱因果轮回之苦。这个"反心"，也就是"慧观"(以智慧观照)，它可以深入一切事物的实相，明受形之本(一切有形事物之根本)，是由地、水、火、风四大元素假合而成，是假有("非我")，本来不真。所以一切事物尽管有形，却没有本质，就如梦幻，慧远说："虽聚散而非我，寓群形于大梦，实处有而同无"。如果悟到这一层，则人生如梦幻泡影，因果亦是一假有，"虽功被犹无赏，何罪罚之有？"(慧远：《明报应论》)因此，对悟境而言，说因果是种方便设教，究其实而本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