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佛儒交融思想探微
夫儒释者，言异而理异也，莫不化民，俾迁善远恶也。 儒者，
饰身之教，故谓之外典也； 释者，修心之教，故谓之内典也。
惟身与心，则内外别矣。
生民，岂越於身心哉？非二教，何以化之乎！嘻！儒乎，释乎，其共为表里乎！ (注 1)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儒学之与释教，虽然言说不同，但道理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教化民众，使之习善远恶；儒学乃修身之教，所以称之为外典，佛教乃治心之教，故称之为内典；身之与心虽然有内外之别，但人之为人，岂能越乎身心之外，所以二教实正好互为表里。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智圆以儒家语为号又有什麽不好呢？
其次，智圆进一步指出：
岂知夫非仲尼之教，则国无以治，家无以宁，身无以安。 国不
治， 家不宁，身不安，释氏之道何由而行哉！故吾修身以儒，
治心以释， 拳拳服膺，罔敢懈慢，犹恐不至於道，况弃之乎！
鸣呼！好儒以恶释，贵释以贱儒，岂能庶中庸乎？( 注 2)
此说简直把儒教作为释教的基础。因为如果没有儒教，则不能治国、宁家、安身，既然国不能治，家不得宁，身无以安，那佛教以什麽为依托呢？所以，他提倡用儒修身，以释治心，拳拳服膺，不敢有丝毫懈怠，目的正在於至於理而达於道，怎麽能说是放弃佛道呢？至於好儒而恶释，或者贵释而贱儒，二者都是违背中庸之道的，换句话说，他所以用「中庸」为号，就是表明他在儒释之间采取了一种不偏不倚的「中庸」立场。
第三，智圆更以佛教之「中道」说儒家之「中庸」。当人以「儒之明中庸也，吾闻之於《中庸》篇矣，释之明中庸，未之闻也」为诘时，智圆说：「释之言中庸者，龙树所谓中道义也。」并以佛教之不落有无，不荡於空，不胶於有之中道义去说儒家「过犹不及」之中庸。最後，智圆说：「世之大病者，岂越乎执儒释以相诬」，「故───────────────(注 1)《中庸子传》上。《续藏经》第一辑，第二编，第六套，第一
册卷一九。(注 2) 同上。
吾以中庸自号以自正，俾无咎也」。(注 3) 这说明智圆是有意用「中庸」之号来使自己於儒释之间间持调和的态度。
智圆对自己取号「中庸」的这一系列辩释，基本上把他为什麽要提倡佛儒交融及其在佛儒调和问题的主要思想表述出来了。因为从智圆的有关著述看，其在调和佛儒方面，主要有以下一些观点：
其一，儒教修身，释教治心，二者互为表里。他认为儒是「域内」之教，「域内」之事，诸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等，舍儒不可他求，所谓「非仲尼之教则国无以治」者是。虽然此教「谈性命焉，则未极於唯心；言报应焉，则未臻於三世」(注 4)，亦即在探性灵之真奥及明三世之因果方面，儒教并不擅长，但就今生今世言，则「不可一日而无之矣」，因为没有它，则国无以治，家无以宁，身无以安。至於佛教，它是「域外之教」。「域外则治於心矣」，亦即其功在於探性灵之真奥，明三世之因果。虽然如此，「实有毗於治本矣」，亦即它对於修身、治世也不是全然没有益处，正如以往的僧人所说的，如果天下人都能持五戒、修十善，则皇帝可以坐致太平。因此，释氏「之训民也，大抵与姬公、孔子之说共为表里」。(注 5)
其二，儒释二教都能迁善远罪，有益教化。这一思想是前一观点的延伸与具体化。从儒教方面说，其要修、齐、治、平，自然不能没有礼仪教化，使人去恶从善；就佛教言，它的所有教义，几乎也都有这一功能。「何耶？导之以慈悲，所以广其好生；恶杀敦之以善舍所以申乎博施济众也；指神明不灭，所以知乎能事鬼神之非妄也；谈三世报应，所以证福善祸淫之无差也。使乎黎元迁善而远罪，拨情而反性。」(注 6)正是基於这样的思想，智圆认为：就拨情复性的深浅而言，或者就论事之远（如佛谈三世）、近（如儒明今生今世）说，二教不得不有小异，如果把三教视为一物，混同看待，「或几乎失矣」；但就「迁善而远罪，胜残而去杀」言，则二教「不得不同也」。(注 7)
其三，智圆不仅倡佛儒交融，而且明确地主张儒、释、道三教合一。在《三笑图赞并序》中，智圆曾对东晋庐山慧远送晋帝、桓玄「以虎溪为界」，而送道士陆修静、儒者陶渊明「则过之矣」，大表感叹，并作赞曰：───────────────(注 3) 同上。(注 4)《四十二章经序》。(注 5)《翻经通纪序》。(注 6) 同上。(注 7) 详见《四十二章经》。
释道儒宗，其旨本融，守株则塞，忘筌乃通。
莫逆之交，其惟三公，厥服虽异，厥心惟同。
见大忘小，过溪有踪，相顾而笑，乐在其中。
此谓儒、释、道三教外表虽异，其心则同。慧远、陆修静、陶渊明三公因能因大忘小，得鱼忘筌，所以能够相顾而笑，乐在其中。在《谢吴寺丞撰闲居编序书》中，智圆也说：「夫三教者，本同而末异，其於训民治世，岂不共为表里？」(注 8) 此中之「其於训民治世，岂不共为表里」说，甚为重要，亦即三教之相为表里，或者说三教交融汇合之联结点，乃在於「训民治世」，也就是说，宋元时期的佛教，已不像以往的佛教争相以「方外」之教相标榜，而是在相当程度上关注世间、强调人世。实际上，智圆的这一说法绝不是他一个人的看法，而是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宋代佛教的特点，亦即世俗化在赵宋一代已成为时代的潮流，这一点，在大慧，契嵩的思想中有更明显的表现。
其四，智圆在儒佛关系乃至三教关系问题上的态度有一点是值得特别注意的，这就是他在《谢吴寺丞撰闲居编序书》中所说的：「是以晚年所作，虽以宗儒为本，而申明释氏，加其数倍焉。往往旁涉老庄，以助其说。」此中之「以宗儒为本」说，至关重要，也就是说，在在赵宋一代即便像智圆这样的高僧，也出现了「以宗儒为本」，尽管他在後面又补充了「而申明释氏，加其数倍焉」，但是其「本」仍在於「儒」。这一点说明宋代的佛教在儒化方面已经走得很远，对此，我们不妨比较一下同样提倡三教合的一的唐僧宗密的有关思想。宗密的《华严原人论》是中国佛教史上提倡三教合一的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但是，宗密的三教合一，明确地以佛教作为「合一」的归趣，而儒之与道在那里充其量只是个铺垫，它们都是佛教的一个阶段，是佛教发展的过程中一个较低的层次，这也许与李唐时期佛教之隆盛有关；但是到了宋代，随著儒之复兴以及佛教之衰微，终於使得即便是佛教徒自身，也不敢像李唐时代那样去看待和对待儒教了，这也许就是智圆公然提出「宗儒为本」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