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契嵩之倡佛儒交融，还由於他认为佛主治心，儒主治世，治心者能佐治世。在《寂子解》中，契嵩说：

　　儒佛者，圣人之教也。其所出虽不同，而同归乎治。儒者，圣人之
　　大有为者也；佛者，圣人之大无为者也。 有为者以治，无为者以
　　治心。治心者不接於事，不接於事则善善恶恶之志不可得而用也；
　　治世者宜接於事，宜接於事尝善罚恶之礼不可不举也。其心既治，
　　谓之情性真正，情性真正与夫礼仪所导而至之者不亦会乎？(注 18)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儒佛二教虽然所出不同，但都是圣人之教，都以「治」为归趣。所不同的是，儒是有为之学，旨在治世；佛乃无为之教，旨在治心；治心之佛教虽然不介入世俗之善善恶恶，但如果把世人之心治好了，其情性则真正淳厚。情性既真正淳厚，自然与儒家礼仪所要达到的目标是一致的，这岂不是有益於治世吗？在这里契嵩同样把「治世」作为佛儒交融的落点所在。可见，在赵宋一代，世俗化已成为佛教向儒学靠拢的一个重要特点。

　　在倡佛教世俗化方面，宋代另一位著名禅师，即「看话禅」的倡导大慧宗杲更具有代表性。沿著禅宗「运水与搬柴，皆神通妙用」的道路，宗杲进一步倡「喜时怒时，净处秽处，妻儿聚头处，与宾客相酬酢处，办公家职事处了私门婚嫁处，都是第一等做工夫，提撕警觉底时节。」(注 19) 也就是说，世俗的一切事务，乃至人们的一切动───────────────(注 18)《镡津文集》卷八。(注 19)《大慧普觉禅师语录》上。《指月录》卷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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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行为、语默动静，皆是佛家的第一等做工夫处。更有特点的是，宗杲把佛教的世俗化与佛儒之交融联系、统一起来。 他说：「□地一下子，儒即释，释即儒；僧即俗，俗即僧；凡即圣，圣即凡。」 ( 注 20)在宗杲看来，佛僧俗、凡圣之间，并不存在什麽绝对的界限， 在一定情况下，它们都是相摄互融的。 基於这一思想，宗杲反对把在家、出家，世俗、僧侣对立起来，赞扬李邦产在「富贵丛中参得禅」， 杨亿虽身居翰林也参得禅， 张商英作江西转运使仍参得禅，这种在世俗事务中参禅， 宗杲认为，比那些「终日鬼窟打坐」的默照禅师要强得多。在《大慧普觉禅师语要》中载有这样一段话更耐人寻味，宗杲说：

　　　士大夫学道与我出家大不相同， 出家儿，父母不供甘旨，六亲
　　　固已弃， 一瓶一钵，日用应缘处，无许多障道底冤家，一心一
　　　意，体究此事而已。 士大夫开眼合眼处，无非障道底冤魂。…
　　　…净名所谓尘劳之畴，为如来种。 怕人坏世间相，而求实相。
　　　……譬如高原陆地，不生莲花，卑湿污泥，乃生此花。 　　如
　　　杨文公、李文和、张无尽三大老打得透， 具力胜我出家儿二十
　　　倍。 何以故？我出家儿，在外打入；士大夫在内打出。在外入
　　　者，其力弱；在内打出者，其力强。( 注 21)
从这段话看，宗杲甚至认为在家修行比出家打坐更为殊胜。因为出家为僧，一心一意只是打坐修行，没有世间的许多烦恼，因此比较省力；而在家参禅，则开眠闭眠皆是尘俗事务，时时有许多烦恼惑障缠身，因此，需要更强信心和力量。但正因为如此，更能打透禅阙，结出道果，这有如维摩诘居士所说；高原陆地，不生莲花，卑湿污泥，乃生此花。

　　随著佛教的儒学化和世俗化，赵宋一代出现了僧侣、禅师与士大夫相互交游、酬唱的局面。一方面，僧人多与士大夫交往，如大慧宗杲之与与张九成，雪窦重显之与曾会，首山省念之与王随，佛印了元之与苏轼，天衣义怀之与杨亿，大觉怀琏之与王安石，黄龙祖心之与黄庭坚等等；另一方面，士大夫参禅者更多，从上层官僚如王安石、杨意、富弼、李尊勖、杨杰、张商英等，到理学家如周敦颐、二程、朱熹、陆九渊，无一不热衷於参禅或出人於佛老。当时的佛教界，僧侣们常常是真乘法印与儒典并用；而在儒学界，士大夫们也多是既深明世典，又通达释教。佛儒之间虽然在某些个别问题上仍还有相互对立和相互排斥的现象，但从总体上说，确呈现出一种相互汇合、交融局面。这种交融汇合从严格的意义上说，甚至不限於儒佛二教，而是在当时───────────────(注 20)《大慧普觉禅师书》。《答汪应辰书》。(注 21)《指月录》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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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上处於主导地位的儒、释、道三种思想潮流均加入了交汇之洪流，以致出现了诸如「红花白藕青荷叶，三教原来是一家」等说法。

　　宋代佛儒交融乃至三教合一的的思想，至元代仍是时代之潮流，此时期静斋堂学士刘谧所作《三教平心论》，可视为从佛教方面融合儒、道的一篇代表作。

　　《三教平心论》最基本的观点之一，就是主张三教「皆有其极功」。刘谧认为，儒教之功，在於使网常以正，人伦以明，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其功有於天下也大也」；道教之功，则是使人清虚而自守，卑弱以自持，使天下归於静默无为之境，「其有裨於世教也至矣」；佛教之功，则在使人弃华而就实，由自利而变成利他，「其为生民之所位归者，无以加矣」。(注 22) 虽然三教各有其功，但它们又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和作用，即三教都「好生恶杀」「无非欲人之归於善耳」。(注 23)例如，佛教的作用，无非是「悛心改行为仁为慈，为孝为廉，为恭为顺」。(注 24) 因此，「释氏化人，亦与儒者无差等」。

　　其二，刘谧认为，佛教并非是全然出世的，其以五乘设教，其中之人乘、天乘就属於世间法。人乘中之五戒，即属世俗儒教之五常，天乘中之十善，则道教中的「九真妙戒」，此二者均属治世之世间法。刘谧的这一思想，是唐宋以来佛儒交融思想的继续和发挥。盖自唐赵之後，佛教界最常用的一个方法，就是在五乘佛教的旗帜下统合儒释，这种思想甚至影响到近代佛教，例如太虚也是以五乘佛教为根据，提出「人生佛教」的。

　　虽然从思想理论方面说，刘谧的《三教平心论》没有多大的特色，但它也透露了一个消息，即宋元时期从佛教方面倡佛儒合一的各种说法，均以这样两个思想为基础：第一，佛教与儒学一样，也是有益於人伦教化的；第二，佛教并非全然出世的，它同样是以世间为基础，以入世的人乘、天乘为始基。这时期的佛教所以发生这种变化，究其原因，大体有二：一是中国是一个注重现实人生、讲究实际的国度，全然的不顾世俗的人伦网常，过多的强调脱尘离俗，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是注定要被抛弃的；二是中国佛教自隋唐之後，就受到儒家心性、人性学说的深刻影响，各种佛教理论本身已在相当程度上被儒学化、伦理化，因此，注重人伦，强调入世，在一定意义上说，已不是不得已而做出的一种「姿态」，而是佛教自身的一种需求，是当时伦理化了的佛教思想的一种合乎逻辑的表现。这後一个原因从某种程度上说也许更重要和更根本，因为当时佛教界之谈佛儒交融，多非「违心」之谈，而都是从佛教思想体系───────────────(注 22)《三教平心论》卷上。(注 23) 同上。(注 24)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