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地说，这与特雷西以“真际”为中心的态度已经相当接近。但是孔汉思坚持认为“虚己的上帝”(KenoticGod)之观念并非出自《圣经》，并批评阿部正雄对《腓立比书》的解释是“一种对基督教文本的佛教释经学(Buddhistexegesis)”，因为它“将基本概念抽离于基督教文本，而移植到佛教的语境当中”。这确实对阿部正雄多少有些冤枉。乃至阿部正雄一再重申：“我真诚地希望，自己讨论基督教时所依据的标准并不在于它是否符合佛教，而在于它是否符合基督教的灵性。如果对话的双方都可以抓住对方的内在灵性、而不是把自己的本体论和价值论范畴强加其上，宗教间的对话才能够恰当而有效。”

阿部正雄用西方话语重释佛教概念，其实并没有妨碍他持守自己的佛教立场。比如他一方面“赞扬蒂利希将上帝理解为‘包含了非存在的存在本身’(Beingwhichincludesnon-being)”，另一方面也对蒂利希的理论有所批评。在他看来，蒂利希将上帝理解为“对‘有’(being)与‘无’(nothing)的一种不平衡关系的双重否定”，还“缺少一种作为平衡关系的佛教之‘空’”——“尽管我们在蒂利希和佛教之中都看到‘有’和‘无’的两极，其基础却是截然不同的。在蒂利希那里，终极的实在(上帝)被认为是统一‘存在’和‘非存在’的第三者；而佛教的终极实在(空)，不是第三者，也不是第一者或者第二者。这就是说，佛教的终极实在完全是通过原本的‘存在’和‘非存在’之转换来实现的。换句话说，不仅要全然否定‘无’、也要全然否定‘有’；要实现作为终极实在的‘空’，就必须同时否定这两极。”他甚至在蒂利希去世以后还相当尖刻地写到：“我非常希望能有神学家代表蒂利希来回应上述的分析。”

就问题本身来说，其实也许不需要后来者为蒂利希代言，因为卡尔·巴特的《罗马书释义》早有相关的讨论。以上辩难对宗教对话的更主要意味，在于“没有立场”的概念重释仍然表达着清晰的“立场”；是为“无执”。而我们常常见到的释圣严式的“对话”，也许正因为太于过执著自己的话语，结果只能纠缠在“畜生”、“白痴”之间，却已经无所谓“立场”；是为“无明”。

当阿部正雄提出“世界宗教无共名”的命题之时，他是希望各个宗教能“被其他宗教所审视，也通过宗教对话被其自身所审视”。这正是“无执”的对话方法之内在的要求。

四、结语：我们还能不能看见日出

潘尼卡《文化裁军》一书提到两段非常有趣的故事。一是来自圣奥古斯丁的布道文：两个人决定去看日出，而他们首先是要讨论太阳会从哪里出来，看日出的最佳方式是什么。结果两个人意见不一，从争吵以至斗殴，激愤之间，双双抓瞎了对方的眼睛，最终谁也没看见日出。另一段故事来自亚瑟王传奇：亚瑟王和他的骑士们之所以要在圆桌旁就座，是因为圆桌可以免得任何人占据首席。

在潘尼卡看来，去看日出的“两个人”实际上正相当于现实生活中的富人和穷人、右派和左派、信仰者和非信仰者、白人和黑人、甚至男性和女性，相当于当今世界上的意识形态、宗教、种族和文化的诸多差异。与圆桌骑士们相对应的，则是当今种种令人失望的“对话”：我们的“对话之桌”总是被某些先决的形式所规定，从而“往往不是圆桌”。潘尼卡从西方人的角度，提及“我们习惯于手持美元的刀叉、技术发展的汤匙，铺上民主的桌布，喝着进步的酒”等等；而反躬自问，难道我们自己就没有自己的刀叉、汤匙、桌布和酒吗？

故事亦有如对话，它之所以成为故事，并非因为它是“我们”的故事，却只是因为它注定同我们相关联，注定包含了后世处境的原型。潘尼卡提及的两段故事都出自欧洲中世纪，但是其中的喻指也许特别值得当代人反复咀嚼。

根据潘尼卡所引用的统计，中世纪以来的战争不仅从未减少，反而是愈演愈烈：16世纪的欧洲人打过87次仗，17世纪是239次，18世纪781次，19世纪651次，而20世纪的前40年就已经有过892次。不同的族群、传统和信仰似乎都同样崇尚和平、同样要张扬正义，但是事实上，相似的价值理想却一再成为鼓励人们投入冲突的正当理由。

人类的希望之旅，难道真的有如潘尼卡所描述的“日出”？已经近乎鼓噪的“文化对话”，如何才能架起一张真正的“圆桌”？潘尼卡的故事，使我们看到了历史与现实中的两种文化偏执，而要放弃这样的文化偏执，却并不那么简单。

基于不同的传统和文化立场，人们为了同一次“日出”而最终毁灭观看“日出”的可能性，早已是屡见不鲜的“冲突母题”。其中最可怕的并不在于争执甚至冲突的惨烈，而在于争执或冲突的双方都声称自己是在追求同一次“日出”。由此推出的逻辑结论只能有一个，即：我们自以为在追求的崇高目的或者价值理想，常常也正是冲突和灾难的缘由。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人类所经历过的罪恶，从来都不缺少“道德”和“正义”的旗号；而我们各自的传统，似乎都潜在着一种文化的“自恋”——由“自恋”而至偏执、由偏执而至冲突，由冲突又在自己的传统、信仰或者处境中得到理由。如此循环往复，我们只能离“日出”一日远一日。或许可以说，“我们还能不能看见日出”的问题，就取决于我们还能不能在文化的自恋和偏执之外找到一个支点。

作为神学家，潘尼卡寄望于超越冲突双方的“第三种能量”，寄望于对话双方“向某种更高的、把我们联合在一起的东西祈求”，从而找到使对话双方“同等重要”的话语。对于芸芸众生，这也许显得过于理想化，但是一旦我们借此意识到自己文化中可能存在的自恋和偏执，一旦我们甘于在文化、精神和观念上“裁军”，我们的希望之旅便会显现出一种高于我们自己的历史、传统和信仰的支点。对话由此而在。(信息来源：摘自《佛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