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与欲 “理”，道德原则。“欲”，物质生活欲望，指追求高于基本生活需求的欲望。宋明理学家宣扬“存天理，灭人欲”，把道德原则与物质需要对立起来。清代思想家戴震认为理存乎欲,斥责理学家的“理欲之辨”为“以理杀人”。应当承认，精神需要高于物质需要，但离开物质需要也就没有精神需要，两者是统一的。

　　 独立意志是人格价值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儒家强调人要具有独立的意志。孔子有一句名言：“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匹夫”指平民，“不可夺志”即独立意志。孔子肯定平民百姓也有独立的意志。孔子又说：“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认为具有仁、知、勇就能充分表现独立意志。《孟子·公孙丑上》云：“志，气之帅也。”孟子认为意志、志向是精神状态的统帅。孟子提出“尚志”说，（参见《孟子·尽心上》）提倡发扬仁义——人的善良意志。他还提出独立人格的标准“大丈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强调大丈夫的崇高人格是坚持道德原则，不屈从于别人的意志，不随环境的变化而转移。古代道家、墨家也赞扬坚持独立人格，如《庄子·逍遥游》赞扬战国时独立思想家宋钘（宋荣子）“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整个社会赞美他时，他淡然处之，整个社会毁谤他时，他也不为所动。庄子提倡不顾别人的毁誉，坚持自己的见解、主张、原则，坚持自己的独立性和独立风格。

人的社会价值

　　 孔子认为，能够“博施济众”，即能最大限度地解决人民群众的问题，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就是圣人，也就是最有社会价值的人。

　　 个人的社会价值指个人的社会作用，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对社会作出贡献。凡对社会作出贡献就有社会价值。据《论语·雍也》载，孔子认为，能够“博施济众”，即能最大限度地解决人民群众的问题，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就是圣人，也就是最有社会价值的人。

　　 中国古代士大夫强调社会责任心。正如《大学》所规范的“大学之道”八个步骤，由“内”的五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再到“外”的三步齐家、治国、平天下。社会平安康宁要依赖于每个人的修身，而个人则只有为社会服务，才能实现其人身价值。这是有别于西方学者的人文传统。西方学者多关注自然、探寻宇宙的本源与发展规律，追求超越现象世界的纯粹的客观的知识。中国学者更多地关注人本身，关注生活现实，关注国家政治，形成了独特的精神：一是人生的义务感，人生意义在于报效国家，先国家后自己；二是历史的责任感，为尽人生义务，不计报酬，甚至不惜牺牲性命；三是具有道德教化的使命感，关心社会道德秩序的维

　　 系和社会道德理想的追求；四是具有强烈的政治抱负，关心政治，参与政治，把政治与学术结合起来；五是具有深刻的忧患意识，关心民族的安危，国家的兴亡。在历史上，如孟子所说：“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孟子十分傲慢自负，但他的话也表现出了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又如北宋范仲淹说的两句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张载自述学术宗旨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近思录拾遗》）；清代林则徐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等等，都是重视社会责任心的典型话语，这可以说是历代中国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重要内涵。

　　 道家也是富有社会责任感的学派。与儒家不同，道家更具有忧患意识，批判意识，并表现为反省精神，批判精神。《老子·六十章》云：“治大国若烹小鲜”、“小鲜”即小鱼。这是说，如同烹小鱼一样，要细心掌握火候，不去肠，不去鳞，也不能翻动太多，以免小鱼糜烂，失去美味。治理大国也是如此，要小心谨慎，不扰百姓。《老子·四十九章》又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意思是圣人无私无欲，没有私心和成见，凡事以百姓的意见为意见，以百姓的意愿和要求作为治理国家的准绳。这也是道家的以民为本思想的表现。庄子富有反省和批判的精神，他揭示了儒家提倡的仁义的相对性，说：“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知耶？”（《庄子·胠箧》）指出仁义可能被某些人利用来达到满足私欲的不道德的目的。庄子还对于等级制度提出抗议，《庄子·马蹄》篇说：“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一而不党，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这段话虽有偏颇，但其重点和精义是否定君子小人的分别，也就是反对上下贵贱的等级差别，这在中国人文思想史上是一个重大的贡献。道家还揭示文化生活中的缺陷、偏失和流弊，如老子就指陈声色之害，“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十二章》）老子否定文化的价值是一种偏见，但批评文化的弊病则是深刻的。应当指出，忧患意识、批判精神是文化进步、社会平衡和历史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因素，有助于人们不断审视各种现存的价值和秩序，不断推动价值观念和社会秩序的提升和完善。中国古代历史表明，以儒家主流政治文化为主导的社会发生危机时，统治者往往转而采用道家的批判意识和政治理想来化解社会矛盾，推进社会发展。历史还表明，道家的批判言论有的虽过于极端、绝对，但批判精神不仅没有使道家成为社会的消极者、否定者，而是使它成为社会结构和秩序的积极建设者。老子说：“天之道其犹张弓也，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老子·七十七章》）认为自然的规律是减少有余，补充不足，以维护均衡。老子批判“损不足”“奉有余”的“人之道”（同上），主张社会公正平等、平衡和谐。道教还提倡济世度人，强调人与人之间要互爱互助，“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太上感应篇》）表现出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