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06年6月，到1908年年底， 章太炎在《民报》上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哲学文章，试图建立一种新的革命道德、革命哲学，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构筑一个系统的形而上的理论体系。这其中尤以1906年发表于《民报》第9 号上的《建立宗教论》最为完整地勾画了他的理论框架。本文拟对这篇重要文章作一详尽的剖析，从中探寻这位近代思想大师在本世纪初年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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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哲学创宗教者，无不建立一物以为本体。”（注：文中所引《建立宗教论》均不加注，据《章太炎全集》（以下简称《全集》）（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第403—419页。）章太炎自然也不例外。在《建立宗教论》中，章太炎依据法相唯识学的基本范畴——“三自性”作了自我融通式的诠释后，构建了一个以“真如”为绝对本体的哲学体系。
　　 佛学认为人的认识活动（又称“见分”）依次有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末那识、阿赖耶识等八个识性。前“五识”分别以色、声、香、味、触等“五尘”为认识对象或素材（又称“相分”），第六识“意识”以“法尘”为相分，第七末那识，第八阿赖耶识以“真如”为相分。所谓“第一自性”，又称遍计所执自性，“惟由意识周遍计度画刻而成”。即指人们视一切事物为各自性差异的世俗认识，它是由人的意识作用而产生的种种“虚妄”。章太炎列举了色空、自他、内外、能所、体用、一异、有无、生灭、断常、来去、因果等十一组认识范畴，认为“其名虽有，其义绝无”，因为离开了人的意识作用它们就根本不存在。依据此说，章太炎对古往今来的许多哲学派别无中生有的谬误大加挞伐，“自来哲学宗教诸师，其果于建立本体者，则于本体之中复为之构画内容，较计差别。而不悟其所谓有者，乃适成遍计所执之有，于非有中起增益执，其本体即不成本体矣”。他重点抨击了在“增益执”上三种颠倒的世界观：
　　 第一是神我论，主要指古印度的数论派以及近代西方哲学中费希特的“自我论”，叔本华的“唯意志论”等。他们都认为“我”或我的“生命意志”是世界的绝对本体，而“世界是我的表象”（叔本华语）。章太炎指出这是一种颠倒的世界观，因为他们所说的“我”都是依附于意识活动所产生的假象，“遍计所执之我，本是绝无”，真正的“我”只能因缘于最高识性——阿赖耶识才能被体识到，因此“此识是真，此我是幻。执此幻者以为本体，是第一倒见也”。
　　 第二是唯物论，主要指古印度朴素的唯物论及近代欧洲的原子论。这派哲学又分为两种，一为“极细”说，认为世界是由一些最细小的基本粒子组成的，它们就是世界的本质属性。对此，章太炎借用中国古代名家“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个著名命题，说明了物质的无限性原理，彻底否定了基本粒子的本体性。再一种为“无厚说”。所谓“无厚”，实质上就是指存在于具体物质之中但又不可被感知的某种质地或动力。章太炎认为这种唯物论虽比“极细说”略胜一筹，但同样站不住脚。因为无论质地也好，动力也好，都离不开具体有形的物质而存在，“力与五尘，互相依存，则不得不谓之缘生，”它们都是派生的产物，都依赖于人心的识别活动才能显现出来，因此，“此心是真，此质是幻，执此幻者以为本体，是第二倒见也”。
　　 第三为有神论，包括原始的拜物教、基督教以及泛神论等，“其所崇拜之物不同，其能崇拜之心不异”。对众多有神论的批驳，章太炎是从分析宗教起因入手的。在他看来，宗教是由于人类无法认识自我，主宰自我之时向外所寻找得到的一异己力量，并且“又与之以神之名，以为亦有人格”，最后拜倒在自己所塑造的偶像之前。因此，“此心是真，此神是幻，执此幻者以为本体，是第三倒见也。”
　　 如果说在通往“真如”的路途中，章太炎借用“第一自性”扫除了一些障碍，那么凭据“第二自性”他则铺垫了一些基石。所谓“第二自性”，实际上是指以心识作用而派生出的种种现象界，这是一种幻化不实的“假有”，“介乎有与非有之间”，要真正理解它“殊非易易”。章太炎是从第一自性与第二自性的比较中来说明问题的。第一自性产生出的是绝对的“无”，第二自性产生出的是“幻有”。如“五识”以自己各有的识性作为“见分”，以色空等“五尘”作为相分，“心缘镜起，非现行则不相续”，如果“五尘”不是确有的镜相，那么“五识”的认识功能也就不可能正常运转；“境依心起，非感觉则无所存”，如果“五识”没有自己的认识功能，那“五尘”的镜相也不会显现出来。因此，色空等“五尘”作为相分是确实存在的。但另一方面，“此五识，对色及空，不作色空等想”，“五识”仅是对色空等作机械式的呈现，直观的反映，并不像第一自性中意识对现象界虚妄分别，任意勾画，这是两者的根本区别。同样道理，阿赖耶识亦“惟以自识见分，缘自识中一切种子以为相分”。这些种子诸如色空、自他、内外等上述十一种范畴在第一自性中为“无”，但在第二自性中也确实存在，并等到第三自性时显现出来。所有“其心不必现行，而其镜可以常在”。
　　 在对“依他起自性”作了自我理解后，章太炎以此为法宝批评了以往哲学流派上另一种谬误——“损减执”，即那种化“有”为无的虚无主义。例如，在康德哲学中只有“物自体”是绝对存在的，时空等十二范畴仅存在于现象界之中，是人们认知现象界的主观形式或手段，与“物自体”毫无干系。所以康德“遮遣空名”，否认时空等十二范畴的存在。章太炎认为这就是一种典型的“损减执”的错误。在章氏看来，古往今来所有哲学家尽管对其他一切都竭力否定，但“独于五尘，则不敢毅然谓之为空”，谓其背后有个本体名“物如”。既然“五尘”作为幻有而有本体，那么“法尘”作为“五尘”的复合体，是一种经过心识综合作用而成的具象，“亦幻有也，宁得谓无本体”？实际上意识作为“见分”对“法尘”发生作用时，“如依一牛，上起两角”，两者互为依存，不可分离。因此，“法尘”同“五尘”一样，作为一种幻化的“外境”也是确实存在的。由此推知，“法尘”中的十二范畴也就不是纯然全无的“空名”。章太炎着重论证了“时空”问题。他认为，时空实际上是现象世界所存在的某种依托，既然承认现象为有，那么也得承认时空为有，否则就会自相矛盾。“假令空是绝无，则物质于何安置？假令时是绝无，则事业于何推行？故若言无空间者，亦必无物而后可；若言无时间者，亦必无事而后可。”以往一些哲学家由于对时空内在矛盾无法解说清楚，争论不休，由此“毅然遮拨为无，而争论为之杜口”。章太炎认为此举虽然干净利落，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因为有限与无限，有穷与无穷的矛盾不仅存在于时空之中，也存在于具体的物质、事业之中，否认了时空的存在，并不能掩盖这些矛盾现象的存在。在章看来，这些矛盾实际上是很容易解决。例如一般人均认为恒星世界是“至大者极于无量”，但是，如果取一细粒微尘分析一下，“其小亦有无量”，因而，“量与无量，本由自心分别而起”，是由第二自性作用而产生的相对的幻有，并不是绝对的存在，“果离我见，安取量与无量之说焉”？虚无主义者所犯的错误正是由于“不知依他起自性”，而草率地化“有”为无。章太炎充分肯定“依他起自性”的“幻有”，实际上是把它作为通往“真如”之路的一条必经的阶梯，也是使“真如”本体与现象世界不发生隔离的一条纽带。这是章太炎与康德为代表的以往哲学家的明显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