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题】中日两国的佛教同属东亚佛教文化圈，建立在相同的基本经典的基础上。公元六世纪以来，日本的佛教就开始受到中国佛教的影响，其主要宗派都直接或间接来自于中国。因此，中日两国佛教有许多共同之处。然而，由于两国社会环境和传统文化的不同，中日两国佛教的相异之处也是十分明显的。日本佛教高度重视现世利益，关心社会的改造，力求通过人世的活动实现其宗教理想，呈现出一种实用主义的、积极入世的宗教精神。而中国佛教则以“治心”为根本，注重内心的修养，虽不乏对现世利益的关注，但其入世精神的深度和广度均远远不及日本佛教。这一差别使中日两国的佛教在各自的国家产生了不同的社会作用，并一直影响到现代的发展趋向。


　　 　　一
　　 （一）佛教与政治
　　 佛教进入日本伊始就与国家政治生活发生了密切的联系。日本佛教的各个宗派是在历代政权的扶植倡导下才得以建立和发展的，而政治权力对佛教的支持也是以佛教必须赞成、并且积极为政策服务为前提的，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使日本的佛教具有强烈的“官学”色彩，很快进入了为国家利益而存在、而弘法的国家佛教阶段，镇护国家的思想被确立起来，并成为佛教的主要使命。
　　 平安时代，最澄和空海入唐归国，分别建立了天台宗和真言宗，在朝廷的支持下，两个宗派成为平安时代最有影响的佛教派别。天台宗和真言宗强调“积福灭灾”、“镇护国家”的宗教实践活动，将镇护国家作为奉法修行的目的。正如最澄在《显戒论》中所说“为国念诵，为国祈祷，为国讲般若”，主张佛教徒“在家孝，为国忠”。空海在《秘藏宝钥》中也论证了佛法与国家的关系，认为“读经礼佛，报国家之恩，观念坐禅，答四恩（父母、国王、三宝、众生）之德”，以此表明了弘扬真言宗的目的。空海还将京都的东寺更名为“教王护国寺”，将高雄寺改为“神护国祚真言寺”。整个平安时代以“积福灭灾”和“镇护国家”为目的的祈祷和修法受到朝廷的高度重视。朝廷根据最澄的上奏，在宫中设立如法修行的真言道场——曼荼罗坛。佛教法会占据了朝廷法会的中心地位，并且成了宫廷年中的例行活动。
　　 在日本民族佛教最终完成的镰仓时代，由于国家经济文化的进步及“蒙古袭来”的外来威胁等因素，日本的国家意识进一步高涨，镇护国家的理念高度强化，佛教的主要宗派都将这一理念放在宗学理论和宗教实践的显要位置上，使佛教与政治发生了更为密切的联系。
　　 禅宗是这一时期的主要宗派之一。日本临济宗的开祖荣西和曹洞宗的开祖道元均在中国学习禅法，归国后传播禅宗。其中荣西先后二次入宋，深得禅宗真传，然而与中国禅宗超然物外的思想观念不同，荣西明确申明，他的禅宗以镇护国家为主要使命。禅宗修心治国之道，为镰仓时期武家伦理文化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增强了镰仓幕府推行幕府体制自信心，得到了幕府将军的推崇和皈依。在抵御蒙古袭来战争之际，幕府和朝廷动员僧侣加紧读经修法，祈求佛菩萨“降伏”外敌。一些来自中国的禅僧如祖元等，也加入了这个行列（注：杨曾文：《日本佛教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在幕府的支持下，禅宗的影响迅速扩大，其后日本遣明的正副使节，多数由禅宗五山僧侣担任，代行日本与中国的邦交。
　　 镰仓佛教的另一重要宗派日莲宗更将佛教的国家主义推向无以复加的高度。日莲宗的宗祖日莲从政治的角度激烈抨击净土宗、禅宗等佛教宗派。认为只有他建立的日莲宗才能安邦立国。他先后写下了《守护国家论》和《立正安国论》等著作，并数度呈献给幕府政权，希望统治者采纳自己的主张，变革现实社会。虽然日莲终生未得到当权者的青睐，但他强烈的国家主义宗教观、“立正安国”的使命感，对日莲宗以后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
　　 江户时代佛教的影响逐渐缩小。然而由于幕府严厉禁止天主教的缘故，实行“改变宗门”和“寺请证文”制度，将士农工商各个阶层全部划归佛教寺院，建立了寺院与檀家的固定关系，寺院实际成了幕府管理户籍的基层结构，直接加入政府对人民的统治体系。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政府对外奉行扩张侵略的政策。历次战争中，日本政府都将包括佛教在内的宗教纳入战争体系。佛教在总体上也积极地迎合政府，支持战争。日俄战争中，佛教界协助政府开展了对出征军人和阵亡军人家属以及伤残士兵的援助的活动，向战地派遣随军宣教师，从事慰问、布教和祭祀等活动（注：[日]家永三郎监修：《日本佛教史》，法藏馆，1980年。）。在1937～1945年的侵华战争中，日本佛教继续充当“振兴国民意识”、“鼓舞士兵”的精神力量的角色。各宗相继成立了“兴亚部”，担任“监狱教诲”和“工人教化”工作，压制人民的反战思想。日本佛教还积极对战争进行物质援助，募金建造军舰和飞机，有的寺院不惜将佛具、梵钟等捐献出来作为军需生产的物资（注：[日]菱木政晴：《净土真宗の戰争责任》，岩波书店1994年。）。净土真宗本愿寺派的大谷光瑞法主，在战争期间还历任第二次近卫内阁的参议、大东亚建设审议会委员、小矶内阁的顾问等职，直接参与军国大事（注：[日]菱木政晴：《净土真宗の戰争责任》，岩波书店1994年。）。
　　 1945年战败后，日本实行了政教分离的宗教政策，佛教界痛感战争对人类的戕害，积极投身世界和平运动。但各宗仍保持着原有的传统，以各种形式参加政治活动。其中日莲宗系统创价学会的活动尤其令人瞩目。
　　 （二）佛教与社会公益事业
　　 受大乘佛教关于布施、报恩、慈悲和利他思想的影响，日本佛教历来就有投身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的传统。
　　 飞鸟时代的圣德太子、奈良时代的行基和尚，是日本佛教慈善事业的先驱者。此后历代均有僧侣和信奉佛教的帝后，积极致力于社会公益事业。他们的活动为近代佛教从事社会公益事业树立了榜样。
　　 近代佛教有组织、大规模的社会公益包括慈善事业开始于明治年间。由于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贫富分化加剧，大量新贫民产生。这些人精神上需要宗教的慰籍，物质生活上更需要现实的关怀，对佛教的社会公益事业提出了新的要求。此外基督教传道与社会慈善活动相结合的做法也在吸引民众，给了佛教以启发和刺激，这些因素促进了佛教社会公益事业的近代化。在救助“如来前的同胞”的口号下，佛教的社会公益事业蓬勃开展起来。明治年间，佛教界建立了许多社会慈善团体和机构，比较著名的有佛教各宗联合的“大日本菩提会”、净土真宗本愿寺派的“大日本佛教慈善会财团”等。到大正后半期，佛教社会公益、慈善事业的现代化体制基本确立，在日本整个社会公益事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防止贫困、医疗保护、司法保护、社会教化、矫风和儿童保护事业等各个社会公益事业领域，均有所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