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日本社会的福利事业以国营、公营为主，民间的活动退居二线，起拾遗补缺或支援的作用。虽然如此，佛教的社会公益事业仍进行得有声有色。在地区救济贫民的民生委员会和帮助犯人的刑务教诲师中，都有佛教僧侣的参与。佛教系统创办了大量的“老人之家”，其数量占全社会同类机构的40%左右（注：[日]金刚秀友等监修：《佛教文化事典》，佼成出版社1988年。）。
　　 据数年前的统计，日本佛教开办的医院为19所，老人福利机构、精神病患者和残疾人护理医疗设施，以及妇女保护设施等机构已达1085所（注：杨曾文主编：《当代佛教》，东方出版社1994年。）。
　　 （三）佛教与教育
　　 平安时代空海创办的综艺种智院是日本佛教教育事业的嚆矢。它招收平民子弟入学，教学的内容广泛而实用，在日本教育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相当长的历史中，佛教寺院充当了平民教育的主要角色。17、18世纪，“寺子屋”数量大增，明治维新前夕，达2万余所。学生数量可观，寺子屋的学费（谢议）一度成为小寺院的主要经济来源。据（《埼玉县教育史》所载，该县寺子屋的教师中，僧侣占35%，比例最高。其次是村吏，占17%（注：[日]金刚秀友等监修：《佛教文化事典》，佼成出版社1988年。）。寺子屋的教育注重读、写、算能力的培养。主要内容有汉学、算术、医学、茶、花和佛教等。
　　 明治维新以后，新政府将教育视为立国之本。为适应新的局面，佛教各宗纷纷将增侣养成的教育转向面对社会的普通教育，佛教系统的教育逐步汇入国家教育的体系。教育内容上除一部分佛教教学和宗学理论外，与普通学校已无明显的区别。明治四十五年(1912)佛教系统的女子学校已达30所（其中包括综艺种智院女子学校），男子学校达20余所。大正期间，佛教系统建立了12所专门学校和大学，进入到高等教育领域。在基督教的影响下，佛教界创办了大量的星期日学校。还建立了大量的保育所、幼儿园。此外佛教各宗的寺院还在周日举办开放式的法要讲座，就宗教问题和人们关心的实际生活问题开讲，回答人们的提问，也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
　　 （四）立足于现世利益的新兴教团
　　 虽然日本佛教在千余年来积极介入世俗事务，力图救世救心，但仍无法满足社会发展带来的新的宗教需求。于是，佛教内部的新兴教团因运而生。新兴教团最早出现于明治年间，在二战前后有了长足发展。新兴教团在理论上立足于“现世救济”和“人类救济”，在民众面前展示了“地上佛国”的景象。在实践上注重实效，形式灵活多样，注重会员间人际的交往，共同探讨解决问题、摆脱困境的方法，使人们得到帮助和心灵上的安慰。新兴教团的每次勃兴都与社会的变化息息相关。现在日本国内佛教系的新兴教团数量庞大。新兴教团吸引了大量的信众，其中人数超过500万的有日莲宗系统创价学会（500万人），立正佼成会（647万），超过100万人的有灵友会（296余万）（注：[日]井上顺孝编：《现代日本的宗教社会学》，世界思想社1996年。）。
　　 加入新兴教团的主要目的，正如日本宗教学者村上重良先生指出的“新兴教团的信徒大多为解决疾病、生活困苦、家庭不和、人生问题等切身苦恼而入教，希望通过信仰，得到诸如病体痊愈，生意兴隆、投机成功、夫妇和睦、寻到人生新价值等现世利益”（注：[日]村上重良：《宗教与日本现代化》（张大柘译）今日中国出版社1990年。）。
　　 新兴教团本质上是佛教的异化，其发生和发展不仅将佛教的入世精神推向高潮，而且反映了佛教在现代社会中的发展趋向。
　　 　　二
　　 中国佛教同样不乏积极的入世精神。中国佛教坚持自利利他、自觉觉人、救苦救难、普渡众生的大乘佛教理念，在个人修行上，提倡具有丰富社会内容的“菩萨行”，用“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的精神，寓“解脱”于社会活动之中。建立在“布施”思想基础上的佛教社会救济活动一贯为中国佛教所坚持，在歉收和灾害的凶年里，这种善举显得尤其可贵。50年代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佛教徒慷慨地捐献了“佛教号”飞机。近年来，为支持中国残疾人福利事业和救济灾民，僧侣们也作出了慷慨的奉献。将布施化为“报国家恩”、“报父母恩”的具体行动。中国佛教注重持戒，但不拘泥于修成正果必须出家的做法，在家的居士同样可以修成菩萨和佛。维持社会秩序、遵守法律以及忠孝、夫信妇贞既是普通的社会伦理原则，也是佛教的信条。“忍辱”、“精进”的菩萨行思想，还鼓舞了近现代启蒙主义思想家和志士仁人改造社会的信念。
　　 然而，从总体考察，中国佛教在社会生活包括政治领域，社会公益事业和国民教育方面的影响，仍远远逊色于在思想文化上的影响。佛教入世精神的广度和深度也远远不及日本佛教。造成中日两国佛教在入世精神方面的差异的原因何在？笔者认为大体是以下两个方面。
　　 （一）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
　　 佛教传入日本之前，日本已经有了原始神道的信仰，原始神道虽然有初步的宗教理论，但保留着大量原始宗教的特点，带有强烈的现实功利性。随着佛教进入，并取代原始神道成为社会主要的宗教信仰之后，原始神道的独立地位丧失。经过与佛教的斗争、协调，原始神道与佛教产生了某种程度的融合，神道思想逐渐附丽于佛教，其实用主义的精神通过佛教表现出来，从而改造了佛教，使日本佛教蒙上了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一千多年来日本统治阶级对佛教的推崇和弘布，正是基于实用主义的目的。其结果，则进一步激励了佛教的入世精神，并将佛教的入世精神推向极致。
　　 实用主义的宗教精神，在中国也有深厚的思想基础。商代以前，万物有灵的多神崇拜和巫觋礼仪在中原地区曾十分盛行。然而商周开始，随着农耕经济逐渐占据主流，农业文化融合了其他文化。建立在农业文化上的土地、血缘、祖先崇拜意识上升，人本主义的宗教精神逐渐代替神本主义，重视现实的实用理性思想成为宗教精神的主流。正如《礼记•表记》所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神而远之”。春秋战国时期，实用主义的巫觋礼仪等内涵大部分融入儒家的礼仪观，变得更加生活化、社会化和伦理化。土地，血缘和祖先崇拜的内容也被儒家所吸收，成为儒家学说组成部分。其另一部分则通过佛教等宗教体现出来，对民间佛教产生了深刻影响，淫祀现象，巫术、迷信与佛教混杂合一的现象在民间十分普遍。但是，由于中国思想文化的特点，民间佛教信仰始终未成为佛教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