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梁启超用佛家“名相论”来解释老子对万有之相的论述。名相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概念，“名相论”即是认识论。《大乘起信论》认为：除了真如实体之外，万法无自性，即纯粹是因真如不守自性而生出无明，无明妄念执著，方才产生出生灭变幻的大千世界。亦可以这样来概括《起信论》的这一观点：万法虽“缘”于真如，但却直接“起”于无明妄念。用通俗的话来说：大千世界由人们的妄念、分别心而生出的。《老子》一书，不仅讲到了“道”，同时也讲到了被道生出的万有之相。但这个过程，是客观的自然过程，即如《老子》四十二章所说：“道生一，一二生，二生三，三生万物。”但是，有了万物之后，当人们借助美丑、高低、大小、久暂、善恶、祸福诸如此类“名”来了别和认识它们的时候，就加进了主观的成分。而《老子》一书恰恰是常将有生于无的客观过程与人类以其概念分辨、了别这一过程状态的相对性混在一起谈，这便让一些人从认识的相对性走向否定客观过程的绝对性。例如《老子》第二章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对于这段话，如仅从道的客观性来解释它就是：“天下的人都知道怎样才算美，这就有了丑了；都知道怎样才算善，这就有了恶了。所以，有无由于互相对立而产生，难易由于互相对立而形成，长短由于互相对立而体现，高下由于互相对立而存在，声音由于互相对立而谐和，前后由于互相对立而出现。”[9](p.63)这一解释，强调了事物的产生和发展是一个对立统一的过程；然而，梁启超却抓住老子关于概念相对性、不确定性的论述，将老子“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过程，视为“万物由妄念分别心所生”，所以他便将《老子》第二章作了如下解释：“怎样能知道有‘美’呢？因为拿个‘恶’和他比较出来，所以有‘美’的观念同时便有‘恶’的观念；怎样能知道有‘善’呢？因为拿个‘不善’和他比较出来，所以有‘善’的观念，同时便有了‘不善’的观念。所谓‘有无’、‘难易’、‘长短’、‘高下’、‘前后’等等名词，都是如此。”他（即老子）以为，宇宙本体是绝对的，因这分别心，才生出种种相对的名，所以他又说：“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吾何以知众甫之然哉！以此。”意谓“人类既造出种种的名，名一立了，永远去不掉，就拿名来解释万有。我们怎么样能知道万有呢？就是靠这些名。”（注：在《老子》一书中，确实包含着“道常无名”、“始制有名”的思想，认为儒家观念（“名”）为社会动乱之根源，因而要破除儒家伦理观念（“名”），如《老子》十九章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以及《老子》三十七章“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等。但梁启超所引《老子》二十一章“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的解释并不合原意。原文是说“道”虽然恍惚窈冥，但“从古到今，它的名字不能废去，根据它，才能认识万物的开始。”参见任继愈译著：《老子新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05页。看来，对于“名”，老子并没有根本否定。）《楞严经》说的“无同异中炽然成异”，即是此意。[2](p.10)
　　 老子认为“道生万物”是一个客观过程，可是，由于人们的认识能力不同，对于万物的差别性有不同的认识，强以自己的认识为标准让社会服从，就会造成混乱。然而，梁启超却不顾道生万物客观过程的论述，沿着老子认识相对性和不确定性的思路走向佛家名相学说，竟得出大千世界各种差别全由“我相”所引起的结论。梁说：“老子以为这些（指高下、长短、美丑、善恶，以及仁义礼等）都是由分别妄见生出来，而种种妄见，皆由‘我相’起，所以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这是破除‘分别心’的第一要著：连自己的身都不肯自私，那么，一切名相都跟着破了，所以他说：‘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所谓无名之朴，就是把名相都破除，复归于本体了。”[2](p.14)
　　 “复归本体”也就是“道法自然”，让人在心灵中显示出“道”的自然而然之性。这个自然而然之性又是何状呢？梁启超解释说：“老子以为宇宙万物自然而有动相，亦自然而有静相。所以说‘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复’字是‘往’字的对待名词，‘万物并作’，即所谓‘出而异名’，都是从‘往’的方面观察的；老子以为无往不复，从‘复’的方面观察，都归到他的‘根’。根是什么呢？就是‘玄牝之门，绵绵若存’的‘天地根’，就是‘橐籥’，就是‘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2](p.12)就像将“有无双遣、不着一边”之状，“姑且从俗，说个‘无’字”一样，“归根”之静，亦是有动有静、非动非静的，所以亦可姑且从俗，说个“静”字。梁启超所解释的这段话、这层含义，很像《起信论》“一心有二门、二门归一心”的思想逻辑：“往”就是“真如”不守自性而生出无明妄念，无明妄念执我而又生出宇宙万法；而“复”就是由识转智，认识到万法唯识，皆由无明妄念所生，从而证得涅槃，也就复归于“真如”本体上来。这个本体对于万法之动而说，也是寂静的。很明显，梁启超讲解了老子，同时也宣传了《大乘起信论》“自信己身有真如法，发心修行”的思想。
　　 再次，用“无之以为用”解释老子的“作用论”，导人进入“无我”之境。梁启超认为，破我相、灭妄见，返璞归真，复归本体，实是《老子》一书之根本目的。他说：“五千言的《老子》，最少有四千言是讲道的作用。但内中有一句话可以包括一切，就是：‘常无为而无不为’。”[2](p.15)人们只知道可以看得见、能被自己占有的物质性的东西有用，其实，在老子看来，那些只是一时之利，最有用的是看不见的“道”，比如，《老子》第十一章说：“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道的作用是很大的。但如何来发挥它的作用呢？《老子》四十二章曾提出：“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这就是说，履道要从“逆”世人偏见开始，走不争、不为、不占、不有之路。梁启超特别欣赏老子这样一类话：“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梁启超说：英国人罗素很欣赏老子的这一思想，认为这是用人类创造的本能来克服占有的本能。“老子的‘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专提倡创造的冲动，所以老子的哲学是最高尚而且最有益的哲学。”[2](p.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