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熊十力的人生哲学以儒家思想为根基，又广泛吸收印度佛教和西方哲学的思维成果，广纳博收，源远流长。对人生问题的省思，熊氏注重“了别”人生意义，崇尚成己成物的人生价值，追求内圣外王的人生理想，此三者构成其人生哲学的基本框架和重要内容。熊氏人生哲学体系的基本性质是唯心主义的，但他重视宇宙观和人生观的和谐一致，坚持贯彻“体用一元”、“翕辟成变”、“性修不二”的观点，既有直接的社会现实性，又有形上的深刻性。但熊氏未能积极吸纳马克思主义人生哲学的优秀成果，未能自觉接受唯物史观的指导，则为其人生哲学的明显缺憾。
　　

　　 熊十力的人生哲学，融铸华梵，会通东西，阐幽发微，哲思绵长，堪称现代新儒家的范型。剖视他的人生理念，有助于我们对于整个现代新儒家学派人生哲学思想的理解。
　　 　　思想渊薮
　　 熊十力有一个高瞻远瞩的深刻论断：“今日治哲学者，于中国、印度、西洋三方面，必不可偏废。”[①a]本此见解，他大量撷取印度佛学的理论思维成果而矫其弊，广泛吸收西方哲学的思想资料而匡其失，然后立足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创立独树一帜的哲学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建构其现代新儒家的人生哲学。
　　 　　援佛入儒与以儒释佛
　　 熊氏对佛学造诣极深。他早年从欧阳竟无大师精研佛理，特别是钻研唯识学的浩繁经典，30年代初即出版《新唯识论》一书。他不是以宗教信徒的眼光研读佛经的，而是以哲学家的睿智来剖析佛学理论，为创制自己的哲学理论服务的。他援佛入儒、以儒释佛的工作有多方面，然举其荦荦大者约有以下二端：
　　 第一，确立唯识世界观。佛教认为：诸法性空，并无自性。唯识宗称：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熊氏把自己的哲学体系定名为《新唯识论》，正说明它与唯识宗的嬗递关系，同时也标举“识”的观念在其哲学体系中的基石地位。熊氏自称：在世界观上，“我的主张，大概和旧师相同”。在解释《新唯识论》书名时，他说：“识者，心之异名。唯者，显其特殊。即万化之原而名以本心是最特殊。言其胜用，则宰物而不为物役，亦足征殊特。《新论》究万殊而归一本，要在反之此心，是故以唯识彰名。”[②a]这就是说，熊十力与唯识宗一样，把“心”、“识”作为宇宙之本、万化之源、形色之根。此外，他还把佛教唯识论同传统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的心本论结合起来，提出“本心是绝待的全体”之著名命题。据此观点，学界同仁一般都认为，熊氏的唯识世界观是唯心主义的，或者称其“不是唯物主义”的。当然不能由此而否定他的哲学体系中包容大量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精粹内容。而且从逻辑上说，他的以唯识、本心为本体的世界观似较便于建构他精微细密的思辨网络。
　　 第二，吸收“二谛义”的思维方式。佛教常以“二谛”论证其基本教义。二谛指俗谛和真谛，俗谛指世间的一般常识，真谛指佛教真理。真俗二谛是对立统一的关系。真俗的对立表现在二者不仅有高下之分，而且性质也是不同的，总的来说，俗谛是虚幻的、颠倒的，真谛是真实的、正确的。同时真俗二谛又是统一的，二者互为依凭，缺一不可。熊氏颇谙此道，他熟练地运用二谛义阐发各种哲学问题。他提出的体用不二、理气不二、天人不二、心物不二、质力不二、理欲不二、义利不二、知行不二、德慧知识不二、成己成物不二等一系列观念，无不是对二谛义的辩证发挥和运用，并称凡此种种“皆禀《大易》之辩证法”。
　　 可贵的是他揭示出佛教在本质上是宗教世界观，这就决定了它必然走上否定现实人生的歧途：“印度佛学，毕竟是出世的人生观，所以于性体无生而生的真机，不曾领会，乃但见为空寂而已。”“佛家大乘，终未改易其反人生之倾向……则其人生态度，将陷于疑似与徘徊之中，不能于人生有明白正确认识，其生活必难充实有力。”由此揭橥出佛教在人生哲学方面的重大偏失。
　　 总的看来，熊十力深受佛教唯识宗思辨哲学的训练，他以佛教名相架构自己的哲学体系，而且在他的哲学中大量采撷了佛教哲学的因子。但从精神实质来看，他还是援佛入儒，以儒释佛。换言之，儒是骨骼和主干，佛是血肉和枝桠；儒是精神实质，佛是外在形式。用他自己的话说：“《新论》确是儒家骨髓”[①b]。
　　 　　以东方思想“对治”西学
　　 熊十力是跨世纪的人物，恰逢“五四”新文化运动，自然会受到时代思潮的洗礼；是温故知新的饱学之士，自然会拥护来自西方的民主科学以及其他进步观念。他热情称道：“西人远在希腊时代，即猛力向外追求”，在改造自然、发明创造方面对人类有重大贡献。他肯定对于“物理世界、格物之学，西人所发皇者，正吾人今日所当挹取，又何可忽乎？”[②b]他认为，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西方哲学的实证精神和分析方法，特别值得国人学习、吸纳：“西洋哲学，其发源即富于科学精神，能基实测以游玄，庶无空幻之患；由解析而会通，方免粗疏之失。西方之长不可掩，吾人尽量吸收，犹恐不及，孰可谓一切拒之以自安固陋哉？”他还认为，西方近代民主制度、民主观念提高了人的价值与尊严。至于“西洋政治思想、社会科学，皆非与吾人脑袋杆格不相入者”，当采其长，以收其效。[③b]
　　 熊氏以辩证思维的睿识卓见认识到：“世相，一切相待者也。”任何文化既有其“优质”一面，亦必有其“毒质”一面，“优质所在即毒质所在”，二者是相互依存的。西方文化的“优质”已如前述，那末，西方文化的“毒质”又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其一，价值观念的偏差。他明确揭橥：“西方文化之优质，既已显著，然率人类而唯贪、嗔、痴是肆，唯进取是逞，而无厌足，杀机充大宇”，已经引起世界性的灾难。他认为：“晚世西人便不识性，就认食色等欲，为本来的事”，足见其人生价值观念并不高尚。其二，“无法证会本体”的缺欠。他指出：西方“科学无论如何进步”，“毕竟不能通内外、物我，浑然为一。所以他们所长的还是符号推理，还是图摹宇宙的表层，不能融宇宙人生为一，而于生活中体会宇宙的底蕴。新物理学，无法证会本体，旁的学科亦然。继今以往，各科学虽为进步，然其无法证会本体，当一如今日。科学的方法及其领域，终有所限故也。”[④b]在熊十力看来，无论是受科学影响较深的唯物论，还是受宗教影响较深的唯心论，西方哲学总的看来，不能算是“见体之学”，他给西方哲学下一断语：“蔽于用而不见体”，与佛学“只见体而不见用”形成另一极的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