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物”之学探讨的是人生的功利价值。熊氏对此论述虽不及修己之学那样精深，但在原则上对于功利价值仍是加以肯定的。他批评宋明时期理学家、心学家仅仅注意修身养性而忽视事功的不良倾向。他说：“宋儒虽谈政事，大抵食古不化……若欲其翻天动地，创制易俗，开物成务，则其学识皆不足。”“宋儒反身工夫甚密，其于察世变，皆极肤也。”“阳明一生精神，毕竟理学家意味过重。其所以自修而教人者，全副精神都只在立本，而不知本之不离末也；都只在明体，而不知体之不离用也；都只在修身，而不知身之不离家国天下与一切民物也；此其所以蔽也。”[⑥e]
　　 应该指出，熊氏对于儒家成己与成物思想的评价有些抵牾：他有时说其学圆满无弊；有时又说其学专于修己方面，有明显的不足。笔者认为，熊氏后者的认识是接近实际情况的。他多次阐述东西方价值观念的差异：“吾国先哲，重在向里用功……以反己为本……此皆与西人异趣者。西人远在希腊时代，即猛力向外追求，虽于究神知化有所未及，而科学上种种发明，非此无以得之也。今谓中西人生态度，须及时予以调和，始得免于缺憾。中土圣哲反己之学，足以尽性至命，斯道如日月经天，何容轻议。至于物理世界、格物之学，西人所发皇者，正吾人今日所当挹取，又何可忽乎？今日文化上最大问题，即在中西之辨，能观异以会其通，庶几内外交养，而人道享、治道具矣……融会之业，此为首基。”“东学（赅华梵哲学言）必待反求内证，舍此，无他术矣。科学纯恃客观的方法，又何消说得（西洋哲学与其科学大概同其路向，明儒所谓向外求理是也）。学者识其类别，内外交修，庶几体用赅存，本末具备，东西可一炉而冶矣。”
　　 总之，在人生价值论方面，熊十力明确主张道德价值与功利价值的结合、修己与务实的统一，他说：“吾侪讲学精神，立本不宜遗末，明体必须达用，修身必可以施之天下国家，却非教人逐末而舍本，求应用而昧其大体也。”“吾愿有志之士，于阳明所谓‘识主脑’的意思宜终身痛切自警，于涤生（即曾国藩——笔者）注重实用知识的意思，亦终身精进不懈，如此则可为本末兼修、体用赅备之人物。”[①f]这一论断是熊氏人生价值观念的基本结论。
　　 　　内圣外王的人生理想论
　　 “内圣外王”是中国古代儒家的人生理想，其含义为：内具圣人之德，外施王者之政。“内圣外王”一语，见于《庄子•天下篇》，但是深入发挥“内圣外王”之义的主要是儒家。
　　 熊氏在《读经示要》中，以“大学之教”的内容为依据，列表说明内圣与外王的关系：
　　
　　   

　　 按照熊氏的诠释，君子以修身为本，而修身却是内外交修，格、致、诚、正是内修之目，齐、治、平是外修之目。所以说，三纲领、八条目皆可以修身统摄之，内圣与外王实不可分割。
　　 在《十力语要》卷三中，熊氏又强调以“本末”训“内外”，他说：“庄子以内圣外王，言儒者之道，其说当本之《大学》。然内外二字，但是顺俗为言，不可泥执。《大学》经文，只说本末，不言内外。前言‘物有本末’，后归结‘修身为本’。修身总摄诚、正、格、致以立本，由身而推之家国天下，皆与吾身相系属，为一体，元无身外之物；但身不修，则齐、治、平无可言，故修是本，而齐治平皆末。本末是一物，不可剖内外。通乎本末之义，则三纲、八目，无论从末说到本，可是从本说到末，总是一个推广不已的整体，不可横分内外。”
　　 在《原儒》中熊氏有一个更为概括的说法：“六经为内圣外王之学。内圣则以天地万物一体为宗，以成己成物为用；外王则以天下为公为宗，以人代天工为用。”这一说法值得注意。依此说法，“内圣”是指儒家天地合德、物我一体的宇宙观及成己成物、内外兼修的价值观，属于形上学及伦理学的范畴；“外王”是指以儒学的宇宙观及价值观为指导，处理各种社会政治问题，属于政治学、社会学的范畴。
　　 综合以上诸说，熊氏关于内圣外王的人生理想，约略可分为人格论与治化论两个方面。在他看来人格与治化不可剖分，人格必表现于治化，治化应源于人格。为此，他做了一个中、西、印文化的比较，他说：佛学于治化，耽空，务超生，“其失也鬼”（鬼即归，归于空无之谓）；西学于治化，执有，尚创新，但常为物所蔽；唯儒学内外洽切，本末不隔，方可凭引为治化之基。他这方面的论述很多：
　　 “（儒家）格物之学，所以究治化之具；仁义礼乐，所以端治化之原。《春秋》崇仁义，以通三世之变。《周官经》以礼乐为法制之原。《易大传》以知物、备物、成物、化裁变通乎万物，为大道所由济。夫物理不明，则无由开物成务。《礼运》演《春秋》大道之旨与《易大传》智周万物诸义，须合参始得。圣学，道器一贯，大本大用具备。诚哉万世永赖，无可弃也。”[②f]这些话以“道器不二”的抽象概括，将人生理想之人格论与治化论条贯在一起，同时又展示了原始儒家关于内圣外王之学的丰富依据。
　　 “今人每诋儒家为封建思想，此不通《春秋》故也。《春秋》有三世义，与《礼运》小康大同之说、《易》革鼎二卦、革故取新之说，皆相互发明。谁谓其限于封建思想耶？以经济言，则《论语》曰：‘不患寡而患不均；《大学》言理财，归之平天下。以伦理言，则孔子由孝弟而扩之泛爱众；孟子由亲亲而扩之仁民爱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至《论语》言，‘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尤为千古言治者之金科玉律。人而无信，则终古无太平大同之希望。孔子之理想，在太平大同，然不可骤及。古人于《易》特著‘随时’之义，时犹未至，则卫国宁人，而足食足兵，不为敌侮。此犹为吾国今日所宜自觉者也。”[③f]这段话明示儒家的“伦理”与“经济”、理想与现实处处统一，不应以封建思想视之，应属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
　　 在《读经示要》中，熊氏更从九个方面总结儒家《六经》的言治大义：（一）“仁以为体”；（二）“格物为用”；（三）“成恕均平为经”；（四）“随时更化为权”；（五）“利用厚生，本之正德”；（六）“道政齐刑，归于礼让”；（七）“始乎以人治人”；（八）“极于万物各得其所”；（九）“终乎以群龙无首”。这段总结仍是标示以仁德为大本大源，以格物致知为大本之用，由此辐射其它诸义均是治化的要点。通观九义，归虚一宗：儒家仁道乃是治化的生命灵根，社会治化乃是仁德之根的弘扬扩展。人们只有精心培育、扶植此一点灵根，社会才会找到其枝条繁茂的生长点。熊氏希望人们爱护培植这一仁德之体，使它生机勃发，吐芽抽枝，由本及末，扩充发展，自然可以成天下之大治。这是他内圣外王人生理想的要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