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晚周之遗轨，辟当代之弘基，定将来之趋向。”[①g]熊十力弘扬儒家的人生理想，并不仅仅是发思古之幽情，缅先哲之业绩，而是为了回答和解决现时社会治理及未来人生理想问题，有明显的现实意义。他深刻指出：“今世变愈亟，社会政治问题，日益复杂，日益迫切，人类之忧方大；而我国家民族，亦膺巨难而濒于危。承学之士，本实既不可拨（本实，谓内圣之学），作用尤不可无（作用，谓外王或致用之学）。实事求是，勿以空疏为可安；深知人生责任所在，必以独善自私为可耻；置身群众之外而不与合作，乃过去之恶习；因任事势所趋而不尽己责，尤致败之原因。”他以深沉的忧患意识号召后学诸生精察明识，迁善改过，研求实用，做圣、王并进的人物，以期为国家民族尽忠效力，立功郅治。为此，他还深入进行两个方面的反省：
　　 第一，古代圣贤内圣外王之旨，后世并未贯彻到底，甚至有明显的缺失。他分析道：“昔吾夫子之学，内圣外王；老氏崇无，亦修南面之术”；“汉世经儒，并主通经致用，不失宗风，故汉治尚可观”；“魏晋以后，佛家思想浸淫社会，曹氏父子又以浮文靡辞，导士夫为浮虚无用，儒生经世之业，不可复观”；“延及李唐，太宗雄伟，仅振国威于一时，继体衰乱，迄无宁日，唐世士人，下者溺诗辞，上者入浮屠，儒业亡绝”；“宋兴，而周程诸老先生，绍述孔孟，儒学复兴，然特崇义理之学，而视事功为末，其精神意念所注，终在克己工夫，而经国济民之术，或未遑深究……非深观群变，有所创发……于致用方面，实嫌欠缺”。他断言，儒学发展关键阶段的宋明理学“未能完全承续儒家精神”，以至出现宋明以来群儒“鲜造世运”的衰退局面。熊氏的上述分析总体说来是相当客观的，究其动机，大抵意在引导人们总结历史得失，吸取经验教训，以便在现代社会中继续贯彻内圣外王之道、明体达用之学。
　　 第二，西洋近世以来，于社会政治极富创获，可为中国治化之鉴。熊氏在文化观念上有一宏大、开明的见解，认为“文化上并无东西分途、不可融通之事”；西人社会政治也决非与中国人格格不入。因此他主张对西方社会治理之长应该加以吸收借鉴。他认识到：“西洋社会与政治等方面，许多重大改革，而中国几皆无之。”中国数千年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变乱频仍，生民涂炭，人们所期盼的只是有好皇帝出来结束乱局，实现治世。西方人在中世纪“受了君主制度许多昏暗之祸”，想到的却是“民治制度”。由此可见，中国人在勇于改造社会上，远逊西人。“西洋改造之雄，与夫著书立说、谈群理究治术之士，皆以其活泼的全部精神，上下古今，与历史万事万物，而推其得失之由，究夫万变之则。其发明真理，持以喻人，初看奇说怪论，久而知其无以易也，如君民问题、贫富问题、男女问题，乃至种种皆是也。”[②g]中国有志之士应该学习西方知识分子这种“活泼”的、勇于“改造”创新的精神。
　　 熊氏认为，在西方的“郅治之道”中，最精粹可取者，莫过于独立、自由、平等的社会理想。他认识到：“古代封建社会之言礼也，以别尊卑、定上下为中心思想……而无所谓自由与独立。及人类进化，脱去封建之余习，则其制礼也，一本诸独立、自由、平等诸原则。人人各尽其知能、才力、各得分愿。”这里所说的“言礼、制礼”都是确立某种社会制度的意思。
　　 何谓独立？“独立者，无所依赖之谓也……唯自信者能虚怀以求真理，一切皆顺真理而行，发挥自家力量，大雄，大无畏，绝无依傍，绝无瞻徇，绝无退坠，堂堂巍巍，壁立万仞，是谓大丈夫，是谓独立……。同时，亦尊重他人之独立，而不敢以己凌人，亦与人互相辅助，而不忍孤以绝人。”
　　 何谓平等？“平等者……以法治言之，在法律上一切平等，国家不得以非法侵犯人民之思想、言论等自由，而况其他乎？以性分言之，人类天性，本无差别……此皆平等义也。”
　　 何谓自由？“自由者，非猖狂纵欲，以非理、非法破坏一切纪纲，可谓自由也。非颓然放肆、不自奋、不自制，可谓自由也。西人有言，人得自由，而必以他人之自由为界，此当然之理也。”[①h]熊氏对自由与必然的关系极有创见，他说：“一个人在未生之前，早经旁的东西把他的生命规定了”，他的“一切知虑、情感及行为，哪有一点一滴不受社会上学艺、政教、风俗、习惯与其他各种固有的势力的陶铸？”换言之，一个人“未生之前，早先安排了种种模型”，人“无非依着这模型做些填实工夫”，“如此说来，人生哪得有自由”？然而，又应承认“人生真自由”。“何以故？自由是相对的名词，在限制之中，而有自强、自动、自创，以变更不合理的限制的余裕，这才叫自由。若是无限制，又从何见出自由？社会的种种模型，固然限制了我人的生命，但是我人如果不受他的固有的不合理的限制，尽可自强起来、自动起来、自创起来，破坏它的模型，变更他的限制，即是另造一个新社会，使我和我的同类都得展扩新生命，如此，岂不是人生有大自由么？”“我们若是把个人屈服于社会，使得大家凑成一副死机器，便与宇宙变动不居的生机大相违戾，是大不幸的事。”[②h]在熊氏上述自由与限制的论述中，不仅具有深刻的辩证思维，而且体现出对民主政治的渴望。
　　 熊氏立足于总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经验的哲学使命，利用儒学的古老术语，阐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人生理想。他相信孔子设计的大同理想符合人类进化之道：“盖社会发展，由蒙昧而进进，终乃突跃而至于全人类大同太平。人类以格物之功而能开物、备物、变化裁成乎万物。利用安身，驯至与天地合德，与日月合明之盛而人道尊严极矣。”他断言君主专制制度必为人民民主制度所取代：“六经之‘外王学’，实不容许有少数人宰割天下最大多数人之统治阶级存在”。他主张建立平阶级、荡私有、天下为公的社会制度：“云何本天下为公之道，以立制度？大人世及之体与私有制度废除，即荡平阶级而建立天下一家之新制，是谓公。”他认为在这一理想社会中，人们的道德水平、思想境界极为高尚：“天下一家之制度下，人人可以表现其道德智慧，所以者何？天下之人人，皆化私而为公，戒焕散而务合群，则智慧超脱小己利害之外，而与日月合其明。”[③h]
　　 总之，熊氏憧憬的理想社会，是一个实行公有制度、没有阶级、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政治民主、经济发达、教育普及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们的智慧日增，道德日高，思想境界极为高远，他有时把这种社会制度称为“儒家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