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对西学的上述认识，他声称西学虽有所长而实有未逮，“今日人类，渐入自毁之途，此为科学文明一意向外追逐、不知反本求己、不知自适天性所必有之结果。吾意欲救人类，非昌明东方学术不可。”“《新论》本为融贯华梵之形而上学思想，而自成一体系，又实欲以东方玄学思想，对治西洋科学思想。”[⑤b]熊氏此处所谓“反本”，意在回归儒佛哲学本体论和儒家价值观。至于他说的“对治”一语，显然有对症下药、针砭西学时弊之义。也就是说，他决心以东方固有的优秀思想来救治西方文化的弊端方面所造成的重大失误，而引导人类文化步入正途。这正是熊氏研治东方文化、确立现代新儒家思想体系的初衷。
　　 　　归宗孔子与弘扬儒学
　　 熊氏自述：“余年四十后，深感民国以来，唾弃固有学术思想，壹意妄自菲薄，甚非自立之道……哲学有国民性。治哲学者，自当以本国思想为根底，以外国思想为资助。吸收外人之长，以去吾固有之短；亦当考察外人之短，而发挥吾固有之长，供其借鉴……吾尝言，将来世界大同，犹赖各种文化系统，各自发挥其长处，以便互相比较，互相观摩，互相取舍，互相融和，方有大同之福。”[⑥b]在“本国思想”中，他尤推崇孔子和儒学。
　　 熊氏认为，在孔子之前，尧舜以至文武先王已开启了政治文化，伏羲则开启了哲理文化，孔子则将以上两大源头汇归合一，把中国文化整理成为一个严密完整、独具特色的文化体系。他把孔子视为中国文化的大宗师，孔子创立的儒家自然是中国文化的正宗，“儒家宗孔子，为正统派，自余五家，其源皆出于儒。”[①c]他明确宣称：“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其道之大，则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所谓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又诸子百家所自出，本为中华民族的中心思想。今诚宜发皇光大，但不可如宋儒之拘碍。道、墨、名、法，兼容并包，去短采长，即外化亦所不拒，吸取其优，思想不限于一途，而未尝无中心。”他认为诸子百家中许多优秀思想都本于儒家，而诸子百家中的一些谬误则出自对儒学的背离。儒家在发展过程中吸收各家的精华，使自己更加壮大。他称赞：“儒家有两个优点：一是大中至正，上之极广大高明，而不溺于空无；下之极切实有用，而不流于功利。二是富于容纳性，他的眼光透得远大，思想放得开阔，立极以不易为则，应用主顺变精义，规模极宏，方面极多，善于采纳异派的长处而不专固、不倾轧。他对道家法家等等，都有相当的摄收，这也是不可及处。”[②c]他还极力赞赏以孔子为代表的人生哲学，说：“识得孔氏意思，便悟得人生有无上崇高的价值，无限丰富的意义，尤其是对于世界，不会有空幻的感想，而自有改造的勇气。”[③c]
　　 熊氏肯定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的首出地位，自然要肯定儒家经典，并以之作为建构自己哲学体系的基本思想资料和思维框架。他认为儒学真义当在先秦时期，“由《大易》、《春秋》、《周官》三经，参以《礼记》诸经，谨于抉择，犹可窥见内圣外王之大体”。在儒家诸经中，熊氏首推《周易》。他认为经孔子重新董理，《周易》的思想影响已不限于卜筮方面，而是充溢中国先民原始生命、原始智慧的宇宙法则和人生哲理。它为儒家立本开源，构筑起儒家本体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对中华文化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大哉孔子《周易》也，人天大典，镇国之宝！”[④c]熊氏多次称自己的学术思想“归宗儒家《大易》”。对于《周易》，他最服膺的是：第一，“先圣《大易》一经，广大至极，无所不包通，而可约之为内圣、外王两方面。”[⑤c]第二，《周易》贯彻心物不二、体用不二的原则，从本体论、宇宙论到人生论，建立起物我一体的儒家思想体系。第三，《周易》具有向君主制度开战，“倡导革命”的深刻义蕴。熊氏对《春秋》经传亦极表拥赞，认为：“孔子作《春秋》，本欲改乱制，废黜天子诸候大夫，达乎天下为公而已。故知之者，当为天下劳苦庶民；罪之者，必为上层有权力者。”他盛赞孔子的革命精神：孔子“作《春秋》，则盛张贬天子、退诸候、讨大夫之正义。其急嫉三层统治阶级欲扫荡之，可谓大智、大仁、大勇，为旷世未有之大圣矣。”《周官》又称《周礼》，熊氏认为这也是孔子表达其社会理想的宝典：“《周官》经为拨乱起治之书”。《周官》之政治主张，在取消王权，以期达到《春秋》废除二层统治之目的，而实行民主政治”。“《周官》之治道，大要以‘均’为体，以‘联’为用”。“《周官》经之社会理想，一方面本诸《大易》格物之精神，期于发展工业，一方面逐渐消灭私有制，一切事业归国营，而渐至平天下一家”[⑥c]。至于《礼运》大同思想更是体现了孔子“同情天下劳苦小民，独持天下为公之大道，荡平阶级，实行民主，以臻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之盛”的崇高理想。
　　 不难看出，熊氏对儒家经典的诠释颇有“六经皆我注脚”的意味。他是从民主革命的现实需要出发重新塑造孔子、改铸儒学的。历史的渊源已经同现实的沟渠连通。
　　 综括以上三个方面可以看出，熊氏以一代大哲的深沉目光，力求对古今东西各家之说，广纳博收，精研细参，融会贯通，深造自得，排除门户之见，圆融天人蕴奥。为此他身体力行，终生不懈。他在《读经示要》中有这样的警策语：“余深冀哲学家，抒远见以拓弘猷，张天网而罗万有，毋堕一边之解，大通天下之志。”他还申明：“余之学儒学佛，乃至其他，都不是为专家之业，而确是对于宇宙人生诸大问题，求得明了正统之解决。”[⑦c]其广收博采之目的，于此粲然可见。
　　 　　人生省思
　　 熊氏著述中，关于人生的睿语说论层出不穷，然据笔者所见，其人生哲学的理论框架当为：注重“了别”的人生意义论，成己成物的人生价值论，内圣外王的人生理想论。
　　 　　注重“了别”的人生意义论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熊十力认为，这是一个有待人们去加以“了别”的重大问题。“了别”一词字面的意思即了解、鉴别，其内在涵义与冯友兰关于“觉解”的提法极为接近。冯氏在其人生哲学著作《新原人》中尝谓：“解是了解”，“觉是自觉”，“人生是有觉解的生活，或有较高程度觉解的生活，这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人生之所以异于别的动物的生活者。”熊氏的“了别”其实也是对人生意义的自觉体认。
　　 《十力语要》卷三有一篇《说食》，意味深长。他说：“余以为，国人生命上缺乏营养，此不可不注意也。佛家有‘四食’之说，愿为国人陈之。四食者，一曰‘段食’，二曰‘触食’，三曰‘思食’，四曰‘识食’。”往下，熊氏借佛教固有名词，畅论人生意义，他还声明：“余说四食，与佛本义不必全符，读者勿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