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食者，谓人所食动植等品，是物质故；物有分段，名以段食。”即是说，人的生命离不开各种各样物质的滋养，不食则饥，不衣则寒，这是人赖以生存的最起码的物质生活条件。
　　 “触食者，感通之谓触。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宇宙万有，皆互相通，无有隔碍。故易曰：‘六爻发挥，旁通情也’，感通之义大矣哉！人而无感，则拘于四体，与禽兽不异……是故君子不徒注重段食，而贵触食……一日无感通为食，虽段食醉饱而实顽然一物。四海穷困、生民疾苦，皆所不喻，块然而尸居，冥然而罔觉，是即无感通，是谓缺触食。”可见，所谓“触食”就是以天下国家为念、以民生民瘼为怀的社会责任感。人若没有“触食”的滋养，就是冥顽不灵的行尸走肉。[①d]
　　 “思食者，造作之谓思，即以创造为食。鸟兽营巢聚粮，仅是占有冲动。人类，则至市井匹夫匹妇，田畴货币，种种敛聚，乃至奸狡大盗，载狂心，执荡志，乘权处势，劫持众庶，以逞其兼并之欲……此皆占有冲动，无所异于鸟兽。”“夫人为万物之灵，裁成天地，参赞化育，皆人之责。人道极尊，当转化占有冲动而为创造胜能。如学术上之灵思独辟，宗教上之超越感，道德上极圣洁极崇高之价值，政治与社会上重大之革新，使群众同蒙其福利，凡此皆谓之创造。”“人生一息而缺乏创造胜能，则占有冲动乘机思逞，占有冲动横溢，人则物化，而丧其生命。故创造者，资养生命之粮，不可一日不具。”可见，“思食”就是与占有欲相对立的创造力。
　　 “识食者，了别之谓识。云何了别？明于庶物，察于人伦，而上彻万化之源。是故知一己之生命，与宇宙大生命，是一非二。了于此者，常能置一身于天地万物公共之场，不以私害公，不以形累性；孔子‘坦荡荡’，佛氏‘大自在’，唯其了别故也。”可见，“识食”就是对人生的大彻大悟，就是物我一体、天人合德的最高境界。以“了别”为食，“生活乃有日新”，人生才有无限的意义。
　　 熊氏的“四食”说是有层次的，他对人生意义的看法是递进的，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他说：“四食者备，而人乃得全其生命，而人乃成为人。今人唯贪段食，乃至贪淫、贪利、贪权、贪势，皆段食之推也。触、思、识三食，今人皆不是务，生命无滋养，则行尸走肉而已，岂不哀哉！”在他看来，物质生活条件为人类所必须，不可或缺；但倘若陷溺于物欲，则人生意义由此丧失，甚至引发出无量丑恶现象，他说：“人生在社会上呼吸于贪染、残酷、愚痴、污秽、卑屑、悠忽、杂乱种种坏习气中，他的生命纯为这些坏习气所缠绕、所覆盖。人若稍软弱一点，不能发展自家的生命，这些坏习气便把他的生命侵蚀了。浸假而这些坏习气直成了他的生命，做他的主人翁。其人纵形偶存，而神已久死。”[②d]可见，只有充分“了别”人生的意义，人的生命才能充实而有光辉，人生道路才能端正而悠长。
　　 　　成己成物的人生价值论
　　 原始儒家人生哲学，一般说来本有“成己”与“成物”相统一的人生价值观念。《礼记•中庸》云：“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会外内之道也。”朱熹《中庸章句注》：“诚虽所以成己，然既有以自成，则自然及物。……仁者体之存，知者用之发，是皆吾性所固有，而无内外之殊，既得于己，则见于事者。”另外，《礼记•大学》讲三纲领八条目（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是成己成物之道。可见原始儒家原本具有双重价值取向；对内成己，对外成物；成己则道德挺立，成物则智力广远；成己则重在心性修养，成物则重在建立事功；而这两方面又应是和谐统一的。但从后世儒家整体的状况来看，却是讲成己多，讲成物少，其价值观念明显具有内省化的倾向，这也是应该予以指出的。
　　 熊十力一般认为，先儒的成己成物之道是很圆满的，他说：“《大学》经文，从‘欲明明德于天下’，一层一层，追本到致知上去，随即结云‘致知在格物’；却又由‘物格’、‘知至’以下，一层一层，归于‘天下平’。文义往复如环，细玩之，‘致知’是立大本工夫，而‘格物’正是‘致知’工夫吃紧处。道家致虚，佛氏归寂，同一反求自性，而不免遗物，其流皆有反知之弊。《大学》特归重‘致知在格物’与‘物格而后知至’二语，此实对圣学与二氏天壤悬隔处。至西洋学术，精于格物，却又不务致良知，便是大本不立。”[①e]在熊氏看来，西洋人生哲学长于“成物”却忽视“成己”，佛老人生哲学则虽注意“反求自性”却又“不免遗物”，只有原始儒家价值观念全面完整，“方无流弊”。熊氏进一步阐述了“成己”与“成物”这两个方面的人生价值目标。
　　 “成己”之学探讨的是人生的道德价值。熊氏从其道德形上学出发，反复强调，“本心”即是人生“成己”的根本依据，他说：“仁者，本心也，即吾人与天地万物所同具之本体也。”由于本体具备道德属性，故而性体即成为道德价值的源头，他说：“就人生行履言，全性成行（自注：性即体；全者，言其无亏欠也。吾人一切纯真、纯善、纯美的行，皆是性体呈露，故云全性成行）。”[②e]他还做了如下的对比：“西洋人谈博爱，是外铄之爱；此方圣哲谈孝，乃出于本心，为内发之爱。自东西接触以来，各彦都无此的见。……（予）常谓：西洋伦理，由男女之恋爱发端；吾人伦理，由亲子之慈孝发端：此是东西根本异处。”他进而指出：“孔在求仁，佛在发大悲心，皆从本体滚发出来。”他认为，只有体悟到本体的价值意义，才会挺立起道德自我，从而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
　　 他主张处世、为人、治学、行政皆应从修己入手。他说：“为学须具真实心。真实心何？即切实做人之一念，恒存而不放也。……吾老来，念平生所见老辈、平辈、后辈，甚至后后辈，其有聪明，可望于学问或事业有所成就者，未尝无之。然而率无成，其故惟何？即根本无做人之一念耳。无真实心，便无真实力；无真实力，而可以成人、可以为学立事者，古今未尝有也。”“二三子为学，宜多看历代大人物之文集。唯看此等书时，须自身先提起一股精神，即切实做人、不甘暴弃的精神”。有此精神，方可于字里行间，体察历代先贤超旷的胸襟、宏大的愿力、谨严不苟的行事，以及审几虑变、综事应物的智谋。[③e]相反，若不具备内在的真实心、真实力、切实做人的精神，绝不能成就任何外在事功，或虽有所成就而必出现重大的道德偏失，终非正果。他说：“知识之败，慕浮名而不务潜修也；品节之败，慕虚荣而不甘枯淡也。举世趋此，而其族有不奴者乎？”[④e]“西洋人大抵向外发展之念重，努力于物质与社会等方面生活资具之创新，其神明外驰。”“彼未能超知而趋入德慧也。”[⑤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