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就是梁启超《老子哲学》之大体。观其大体，其思想特征在于通过破除人们的偏见来除灭人们对物质资料的占有欲，而回到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道本性上来；这是道家之思想，也是大乘佛教之精义。就其治学特点来说，则讲大意而不局于小节，而小节之错，不误大体。
　　 　　三
　　 从前边我们所立的两个注解中可以看出，梁氏解《老子》，是借《老子》的文句，阐发自己的思想观点，而不管这些文句在原章语境中的含义，更不关心原章章义。其实，要深究该文，梁氏以“我注六经”的方式，离体发挥的地方很多。下文再择其特别重要者略举一二。
　　 首先，关于本体的“不可思议”问题，梁启超把佛与《老子》两种截然不同的学术旨趣强拉在一起。由于佛家唯识宗认为万法唯识，即宇宙万物为妄念所生，要领会真如本体，是“不许思议”的。这是“因为一涉思议便非本体，所以《起信论》说‘离念境界唯证相应’”。而梁启超说：“老子说的也很有这个意思”，即是说“道”的本体也是“离念境界”。他举的例证是：“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老子》五十六章）“其出弥远，其知弥少。”（四十七章）“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四十八章）须知，《起信论》的“离念境界”，不是不要知识，而是将知识转化为更高级的智慧，即所谓“转识成智”的。所以此处之“离念”，用现代认识论的语言来说，是对感性认识的扬弃。而如果我们把梁氏从《老子》中引出的这些例证放回原章中去理解，是读不出扬弃感性认识的意味的。
　　 其次，关于老子对待名相、概念态度问题，从《老子》全书看，他对儒家的仁义礼一套道德规范是彻底反对的，然而，对于一般的社会制度，老子只是主张限制它的范围并非根本摒弃。如《老子》三十二章说：“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这句话是老子认定“名”有一定作用、让其在一定的范围内发挥作用的明证。然而，梁启超遵从胡适的校勘，将此章改为“……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之，知之所以不治。”即将王弼本中的“止”改为“之”、将“殆”改为“治”（注：参见《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上）》，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48页。按：胡适并没有读懂王弼的注，其校勘是错误的。），其用意是站在“名是知识的利器”的立场上，加强对老子“废名”思想的批判；梁氏虽不同意胡适对老子的批判，但却赞成他的校改和解释。因为胡适这样一改，老子便成为彻底的反“名”主义者，这正好满足了梁启超将老子相对主义的认识论变成佛学名相说之需要。所以他特别声明本条引文从胡适，并顺便解释道：“既制出种种的名，人都知有名，知有名便不治了。”[2](p.13)这种解释，离老子原意相当远了。
　　 其实，以梁启超国学之功力和为学之智慧，他是不应该产生这些“硬伤”的。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梁启超采取“我注六经”的手法借老子发挥己意。我们在本文一开始就说：刚刚欧游归来的梁启超，由于看到了欧洲人失落了宗教感情后的恶果，所以在1920年当年最为大量的学术活动便是撰写多篇“中国佛教史”的文章。他在研究印度佛教初传中土的路线时，特别强凋南海路线，目的是想证明佛教教旨与老庄之学有着内在的亲密关系。（注：见梁启超《佛教教理在中国的发展》诸文，《饮冰室合集•专集》58，中华书局，1989年版。）此时的梁启超，表现出以科学立教、以“无我”铸造人生的强烈目的，从事中国佛教史的研究。现在，他直接讲述《老子哲学》，当然想借老子哲学，顺便宣传一下佛学经典，特别是中国人自产的《大乘起信论》。后来，在他来东南大学讲述《先秦政治思想史》的时候，间隔虽只有一年的时间，但他进一步领悟到佛家真如更贴近于庄子的“道”而与老子的“道”多有相差，所以他对老子的论述变得客观多了。
　　 比如，在《老子哲学》中，梁启超以“自己如此”来解释老子之“自然”。而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他则说：“道家以自然界为中心”、“彼宗盖深信‘自然法’万能”、“彼宗不体验人生以求自然，乃以物理界、生物界之自然例人生之自然”等等[10](pp.99～105)，还老子的道以本来面目。然而，梁启超毕竟不是胡适，他不会因此而就会走科学主义和知识主义的路。他在讲述老子之道的意义时，仍从人生哲学方面立论。他说：“其一，彼宗将人类缺点，无容赦的尽情揭破，使人得反省以别求新生命”，这是指老子哲学有揭露人性之伪的功能；“其二，道家最大特色，在撇却卑下的物质文化，去追求高尚的精神文化，在教人离开外生活以完成内生活”，而所谓“完成内生活”者，是因为人类追求奢欲则侵害了自己的“天机”，所以《老子》用“去甚、去奢、去泰”的方法来救治，要人以“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和“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的精神来创造理想的人生。[10](p.107)因而，说到底，梁启超不可能通过对《老子》的真实面目的揭示而放弃其铸造美好人生的宗教感情。
　　 为了使人们更清楚地认识梁启超的这一学术特色，我们不妨引述一下晚年胡适对老子哲学的“再认识”。1959年胡适发表了《中国哲学里的科学精神与方法》一文。他说：“这个新的原理叫做‘道’，是一个过程，一个周行天地万物之中，又有不变的存在的过程。道是自然如此的，万物也是自然如此的。‘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就是这个自然主义宇宙观的中心观念。”“自然主义本身最可以代表大胆怀疑和积极假设的精神。自然主义与孔子的人本主义，这两极的历史地位是完全同等重要的。”汉代的王充正是在这两种思想的影响下，以“疾虚妄”为著书宗旨，而他对于神学的批评，用的就是“老子与道家的自然主义”。至于王充自己，“用人的理智反对无知和虚妄、诈伪，用创造性的怀疑和建设性的批评反对迷信，反对狂妄的权威。大胆的怀疑追问，没有恐惧也没有偏好，正是科学的精神。‘虚浮之事，辄立证验’正是科学的手段。”[6](pp.555-559)胡适讲老子时，想的是科学，他把老子看成中国提倡科学精神和建立科学方法的奠基人。与胡适的老子相比，梁启超的人生哲学家和宗教哲学家的老子，其形象不是同样的鲜明吗？
　　 （作者附言：本稿的背景部分，使用了由我本人参与讨论、蒋广学教授主讲的《先秦子学在近代的新角色》讲义中的材料，特作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