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此，胡适便说他重写了禅宗史，未免有点耸人听闻，言过其实了。还是他自己说：“发现了神会的许多文件……我们还没有发见真历史，只发见了假历史的制造人们，只发见了假历史如何造成的来历与经过”，结论便是：“神会是制造禅宗（南宗）假历史的第一好手。”其生前死后，“全国的佛教宗派（除了天台一系）又都纷造历史，造传法世系表，来做攀龙附凤的工具！”〔12〕于是，谬史流传。至今，只有他才做了这件指出和尚做假的行径，即富于毁灭意义的工作。可见，胡适的禅宗史研究充其量也只能说是“辨伪”！
　　 然而，胡适起自怀疑，继而假设，终至辨伪的“实证”方法，毕竟还是一种演绎法，它实在没有提出任何像样的证据推倒先有的禅史，说《坛经》的真正作者是神会等也有“孤证”之嫌，而显得过于武断了。因此胡适禅学遭致不少非议，铃木对他的反击，实不在于方法而在于史实和观念。汤用彤在他的研究中特意指出：“大＠①禅师舍《楞伽》而取《金刚》，亦是学问演进之自然趋势。由此言之，则六祖谓为革命，亦可称为中兴”，中兴者即“领宗得意”。〔13〕汤氏“领宗得意”说，突出了禅宗的一贯精神，非如胡适金刚对楞伽革命的两截之说。但不可否认，胡适的实证主义的方法对学术界还是有很大影响的。他对禅宗史的考证有不少还是被学者们公认的，尤其是南宗“实自荷泽始盛”〔14〕，禅宗南北分野实由神会而起，充分肯定神会在禅宗史上的重要作用，已成治斯学者们的共识。
　　　　  二
　　 与胡适不同〔15〕，铃木认为禅为“超越人类理解限域之外”的心灵训练，“它的独一无二在于它的非理性或非人类逻辑理解所到之处”〔16〕，“有不依倚于历史的生命”〔17〕，所以决定了他在研究中，就其主观上来说，是必须排斥理性和逻辑，排斥外在的、客观的历史。然而，铃木在其通向禅学的道路上也并非完全排斥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同样采取了理性和逻辑的方式。事实上，铃木和平常人一样，都不能摆脱理性的羁绊。他一方面强调禅是“无可复制”的，另一方面又在竭力“摹制”；一方面认为禅不能形于言诠纸墨，另一方面又连篇累牍，大谈禅道。这种观念和方法、主观和事实、理论和实践的矛盾，是任何一个立足于信仰而治禅学（而不是禅）的人无法解脱的。目前，很多人认为铃木治禅采用的是非理性、非逻辑、非历史或超理性、超逻辑、超历史的方法，显然是过分相信铃木陈述的一个误解。他所谓超越时空、超越理性，目的不外是为了证明视野这一独特存在的真实性，即超越主客、超越生死，全心灵化的自我存在可能性，因此，历史、理性、逻辑的方法只要能实现这个目的，同样都可以采用。他说“必须从禅的里面去了解禅”，只能反映他那信仰主义的立场而不能代表他治禅的方法；只能是他的理论而不是他的实践。应当看到，胡适否定推理的形式逻辑在研究中的具体应用，却强调禅是可以用理性、逻辑说明的；铃木虽然认为禅是非理性、非逻辑的，但又不能不用理性和逻辑将禅形之于言诠纸墨。他们的方法论和治学的具体方法的自相矛盾是很值得品味的。
　　 就历史观念来讲，铃木认为，禅也像历史一样涉及时间。与历史不同的是，禅又是“非时间”的。因此，“禅对于时间与非时间则兼容并蓄之”。也就是说，禅是历史和非历史相结合的。他还指出：尽管禅不是历史可以说明的，但“历史可能告诉我们许多关于禅与其它事物或事件的关系”，即“关于禅的事情”。所以，他不仅注意禅宗历史资料的收集，从敦煌经卷的写本中，追溯《坛经》的源头，撰写慧能的生活小史，而且“客串”史家的角色，比较了中华民族与印度民族不同的心智，   说明只有也只能产生在中国的禅宗，   “所重的是绝对的现在（absolute present）——工作在其中进行，生命在其中活着的现在。”所谓的反传统，“他们的目标并不在于破坏偶像，只是他们判断价值的方式如此自动地出自他们内在的生活而已。”〔18〕即出现于历史过程中蕴育起来的入世意识。在此以前，他于一本书中特意指明：“丹霞烧佛”的传说“是否史实很可疑”，因为“这种行为是很亵渎佛陀的”〔19〕。由此可见，凡是与其信仰抵牾的记载，他也是要用“历史的观点”考察一下的。
　　 至于逻辑，他也不是完全屏置不用的。他说“逻辑具有实际的价值，应当最大限度地活用它”；“逻辑中包含了人类的艰辛努力，它是自我意识性的”。〔20〕他甚至批评胡适“那种归纳禅法的逻辑……至少是不含逻辑”〔21〕的。事实上他的谈禅之作还是靠逻辑向人们演示的，只不过更强调人生的最高境界是逻辑不能够触摸的。因此，他认为“当它已经失去了效用或越出了它应有的界限的时候，就必须毫不犹豫地喝令它‘止步’！”〔22〕这里他说的对逻辑的“活用”，对于理解他治禅学的方法也太重要了。
　　 显而易见，铃木在治禅学的方法上是历史与非历史兼容并蓄，逻辑非逻辑双管齐下。历史的观念是为了说明非历史观念的合理性，逻辑更是为了证明非逻辑的必然性，至于语言文字的诠释无疑在于强调直觉体悟的可靠性。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铃木采用的方法还是治禅的方法，而不是禅的方法。
　　 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听信铃木的话，以为他的方法就是非历史、非逻辑的，更不能认为就是历史的和逻辑的。这种种方法的“活用”都服务于他那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这种超越，或者说突破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就是他治禅学所应用的直觉主义逻辑。它与大乘中道的辩证思维颇为相近，但不同的是，其对对立物采取的不是消泯而是突破，不是否定而是“高层次的肯定”。
　　 他指出，佛教中的“无明”“是逻辑二元论的别名”，这一独出心裁的解释是符合佛法本意的。站在佛法这一立场上看，因有妄心，而见诸境，“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23〕，错误的认识都由于称之为“无明”的妄心而造成。所以，佛法的根本目的在于转无明之识而趋于觉悟，佛教的一切修行方法，都是围绕这个观念展开的，八不中道说就是一个代表性的例子。这也就实在如铃木所说的突破二元对立。但佛教讲的是心灭即法灭，也即将主客以及客体间的一切对立泯灭在心识之中，表现的是一种否定，以及否定之否定。铃木不能不注意到这一点，因此也认为“禅宗是否定的”，“不能不借用否定”〔24〕，“禅的另一种表现方式是消融，亦即对立的否定”。但是为了给他自己的方法找到历史的源头，或者说确定一种道统，他又进一步解释说，禅的真理“亦可在既非肯定也非否定的情形之下求得”，“确是有肯定的一面”〔25〕。他还说：禅悟的经验“往往以否定的词语加以表述，但实在说来，它对万事万法取的却是一种积极肯定的态度。它以平等无偏的态度看待万事万法。佛学家……称之为受（acceptamce）亦即接受……超于任何相对关系或二元分别的万法。”〔26〕可以认为，这是铃木在佛学或禅宗的否定观念里，为其超二元对立的方式寻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