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括地说，传入中国的印度禅，因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而分化、对立，并在进一步的影响和渗透中终于老庄化、玄学化。保持印度禅特性的达摩禅，主要就是摄取牛头禅学老庄化的。慧能简易直截的方法更为达摩禅中国化开辟了通路。把达摩禅视为印度禅，并摄取了由它发展起来的牛头禅学的玄学思想，听起来诘屈费解，但他对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接触时所发生的冲突与调和所做的比较分析还是言之有据，顺理成章的。
　　 印顺以东山法门的兴起开始进行他的系统比较。他认为达摩禅在北朝只是一个小宗，至四祖道信标出“入道安心要方便’，五祖弘忍倡导“禅与菩萨戒相合”，才使达摩禅在江东黄梅兴盛起来。其后弘忍的东山法门“得意领宗”，形成中国禅学的主流。同时，号称“东夏之达摩”的法融，则在长江下游润州牛头山“得自然之慧”，并有“信大师就而证之”而迅速发展起来。于是，牛头山的般若南宗与东山的楞伽南宗分庭抗礼，并称南宗二大系统。此说与胡适以神会掀起一场金刚般若对楞伽的革命显然不同。
　　 不仅如此，印顺还认为，以牛头山为中心的般若南宗与楞伽南宗早有过多次接触，即慧布与慧可，智俨与僧璨，善伏与道信的分庭并立。这里实际上他把楞伽南宗又视为所谓的达摩禅了，即自达摩以下的慧可、僧璨、道信均秉承达摩印度禅学之家风，并在与般若南宗接触渗透中，推动达摩禅逐渐转化。必须指出，照印顺的说法，应当是达摩禅自己创造了自身转化的条件或契机——牛头禅学，并在牛头禅不断老庄化的过程中，接受牛头禅玄学思想的渗透。或者说玄学化的牛头禅又反转过来影响了它的创造者，从而促成孕育它的母体——达摩禅实现中国化。然而牛头禅与慧可以下的达摩禅是怎样并行不悖地发展起来的？牛头禅何以不直接转化为中国禅，而只能促进称之为达摩禅的楞伽南宗中国化？印顺根本就不准备作任何说明。这令人费解之处也就难免使其立论显得捉襟见肘，不尽如人意了。但他把这两种思想的岐异和接触上溯至二祖慧可，也就强化了他比较研究的方法，进而突出了他那达摩禅在牛头禅影响下渐进的中国化的漫长历程，也突出了他那双线推进的比较方法。
　　 道信以后，融合了牛头般若南宗的东山法门，在弘忍门下开始分途并进。于是，印顺又在时序上作了纵向比较。他指出：由东山法门建立起来的禅宗固有的一代一人咐嘱制，至弘忍以下便开始“分灯并弘”了。尽管神会、普寂力图扭转这一局面，“分灯接席”、“五叶齐芳”还是取代了一代一人的单传道统，表现了中国禅宗分头并进的特征。这种前后比较既突出了禅宗中国化的结果，又为其下南宗与北宗，荷泽与洪州的比较阐明了历史的前提。
　　 东山法门下南、北、净众、宣什四宗，印顺着重比较了南北二宗。与胡适不同，印顺始终坚持，以《金刚》代替《楞伽》及《文殊说般若》，是佛教界，也是整个禅宗的共同趋向。神秀的北宗与慧能的南宗一样，都重视《金刚经》，他们的区别只在于北宗“多少偏重于楞伽”罢了。在印顺看来，慧能以“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的无相戒与摩诃般若波罗密相结合为主要特征，一一从众生自性开启佛法；神秀则以“离念”、“净心”为其施化的方便，在尽虚空中“尽超佛地”，实在都是改造了达摩禅的中国化禅宗。这就和传统的南顿北渐分途说不尽相同了。因为在印顺看来，东山宗“心外无佛”，神秀的“一念净心”，“顿超佛地”都是“顿悟”。尽管南宗学者更有资格称为“顿教”，但顿、渐问题毕竟不是南北分野的根本所在。不过他也承认，南北对立还是由神会挑起，“南顿北渐”之说也是由神会传播开来的。此与汤用彤“南北之名由是始起”〔33〕的看法还是一致的。
　　 印顺认为，慧能去世以后，禅宗融摄南、北、牛头各宗，“到会昌灭法，禅宗进入了‘越祖分灯’的时代，才是一般人所知道的禅宗”〔34〕。显而易见，他如此强调“分灯并弘”是中国禅宗的一个典型特征，不仅显示了他对禅宗认识上的特点，而且也与其比较的方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指出，在慧能门下，不仅有神会的荷泽宗，而且有在南方盛行的洪州、石头和保唐宗。
　　 印顺进一步指出，以江东为中心的牛头禅，自8世纪以来， 对曹溪的南宗发生了重大的影响。特别是洪州的“平常心是道”完全契合牛头的“道本虚空”、“无心合道”的精神。它的“道”说“即心是佛”，“当体现成”已与达摩禅的“无心”之说大不相同了。它是会通牛头禅玄学化、儒道化了的佛学。通过这一比较进一步显示：牛头禅虽然消失了，但它的特质还存在，于是，石头系的禅法以新的姿态出现，洪州门下也就更深地中国南宗化了。
　　 在这一系列的对照比较之后，印顺又引用了《禅源诸诠都序》所说“南能北秀，水火之嫌；荷泽洪州，参商之隙”，概括了禅宗派系之间的歧异与对立。然而，对于荷泽与洪州之间的“参商”，他只是说“在慢教与尊教，‘触类是道’与‘寂知指体’”等法门上的差别，真正“表现为争执的中心却是法统问题。”印顺认为，这实在是“俗化”了，即认为他们的对立非因学理的辩说，只在旁、正之争执，而随俗浮沉了。他还进一步说明，宪宗元和年间，道一弟子奉诏进京，指斥荷泽门下“橘枳变体，竟成坛经传宗”，并以慧能——怀让——马祖道一为曹溪正脉，参商之隙实由此而起。〔35〕显然，印顺把上述道统之争看作荷泽、洪州分化对立的根本原因。与前述对照，此说未免有点言不尽意，透出一点强弩之末的味道，这大概也是他“俗化”的结果。
　　 简单地说，印顺的比较明显地揭示了禅宗的发展呈主流分化、双线推进式。在主流分化发展的过程中，牛头禅学始终发生着它的影响，促进了达摩禅的中国化。
　　 该书最后，印顺有一段总结性文字，充分反映他比较的意图。“达摩禅……不适于南方的虚玄文弱，转入北方，才逐渐孕育成长。在大唐统一时代移入南方，融摄南方精神，分化对立成为多种宗派，最后又统一于曹溪……剑南的智诜系，江东的牛头系，消失在曹溪的法系中……北宗与荷泽宗经会昌法难，（随）中原衰落而衰落了。禅宗成为洪州与石头的天下。洪州系……活跃在江南而显出北人的特色，会昌以后，主流移入北方。而南方，几乎全属石头门下。二大南宗的分化，可以说适应南北而自成二系。切实点说，石头门下，呈现达摩禅的面目，而有极浓的牛头——东南学统的血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