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彻底弄清禅宗在民族主义这一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我们有必要先来了解一下渊源于印度佛教思想背景下的禅宗。看一看像种族问题和民族自尊问题，是怎样与佛经思想相协调的。
　　 　　佛经中的反战观
　　 关于反对战争、维护和平的题材，佛经里俯拾皆是。大多数佛经里都提到了这样一个事件，说的是强大的憍萨罗国的琉璃王，欲灭其邻国（释迦牟尼的种族）释迦族的故事。这件事据说发生在佛陀的晚年（注：见《增一阿含经》卷26（《大正藏》第125卷，2-549）；《琉璃王经》（《大正藏》第513卷，14-783）；《义足经》（《大正藏》第198卷，4-174）。）。故事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
　　 由于受到释迦族种族主义分子的羞辱，恼羞成怒的琉璃王于是挥师释迦国，欲一举铲平其都城迦毗罗卫。听到这突如其来的不幸消息后，佛陀立即赶往前线，并在憍萨罗大兵进攻的途中，于一棵死树下盘腿静坐，以此来阻挡那一触即发的战争。据说，按当时印度的传统习俗，在军队进攻的途中，如果发现有宗教领袖置身其中的话，那么，进攻的一方则会主动地偃旗息鼓，鸣金收兵。于是琉璃王命令部队停止进发，并亲自来到佛陀的跟前，询问道：“尊者，为何要坐于此死树下而不坐于彼活树下呀？”佛陀沉默片刻，深沉地对琉璃王说：“我之本族释迦族不久将像此死树一样啊！”暗示着一场灭顶的战争灾难，将很快地降临到释迦国人民的头上。琉璃王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信守传统的国王，见此景状，遂即令部队后撤，撤回到自己的边界一边。
　　 同样是因流言的激怒，琉璃王再次出兵迦毗罗卫城。但又是在出兵途中，遇见佛陀在同一棵死树下冥想打坐时，只好无奈地再次搬师回朝。第三次出兵入侵，也同样因佛陀的干预而被迫撤军。然而，当琉璃王第四次出兵攻打时，佛陀则一反常态，不再为箭在弦上的战争出面干预和调停。结果，整个释迦族被消灭了，迦毗罗卫城也因此毁于战火。
　　 释迦牟尼生来就是释迦国的加冕王子。倘若一切按常规发展的话，他在这次战争中，显然是以一位国王的身份，率领其军队和臣民，与敌军浴血奋战。然而，事实上他却放弃了王位的继承权，而是遁入空门，成为一名出家修道者，过着居无定所的云游生活。正因为体认到业力的作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个道理的真正内涵，所以他才坚定认为，释迦族人将要为他们过去的所作所为付出血的代价。正因为如此，释迦牟尼才最终决定，放弃对憍萨罗大兵第四次进攻的干预与阻挠。因此，即使是在深知他的族人和过去的臣民，将从此被战火吞噬殆尽的情况下，他却保持一个高度平和的心，漠然面对即将发生的一切。
　　 这则佛经故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印度佛教否定战争的好事例。要知道，早期佛教中的非暴力思想，是基于宗教上的对业力的认识，而不是基于人道上的对生命价值的考量。佛陀最终放弃了以拯救自己国家和民族的行动，其原因则在于他坚信，佛法超越于一切种族和民族的事务。故事告诉我们，佛教是远离民族主义的。
　　 佛经接着写道，释迦族之所以被灭，是由于受业报轮回的支配。根据佛陀的预言，憍萨罗人最终也因大暴雨的袭击，全都淹死于凶猛的洪水中，皇宫也因雷击而化为乌有，琉璃王本人也因此堕入地狱的最深层。
　　 　　禅宗与中国唐王朝
　　 随着佛教从印度向中国的传播，大小乘佛教经典相继被译成汉语。在中国佛教里，禅宗是最富影响的宗派。《宗镜录》视菩提达摩（约470年-543年）为禅宗实际创始人，并奉为该宗的初祖，认为是他把禅学思想从印度带到了中国。然而，从其教义本身来讲，不难看出，禅宗则是一个熔道家、儒家及佛教思想于一炉的佛教宗派。
　　 唐朝是禅宗发展与传播的重要王朝。历史上禅宗与中国王朝的关系，可以从一些禅师与历代皇帝交往的公案中一见端倪。《碧岩录》第99则，记述了南阳慧忠与肃宗的一段禅机对话：
　　 肃宗帝问国师慧忠：“如何是十身调御？”
　　 国师云：“檀越踏毗卢顶上行。”
　　 帝云：“寡人不会。”
　　 国师云：“莫认自己清净法身。”
　　 “十身调御”者，即佛的十种他受用身，亦即法、报、化三身中之“法身”也。而毗卢之清净身，则是“法身”的别名。肃宗问慧忠国师关于佛身的问题，而慧忠则告诉他说，凡是离开这个最基本、最清净的法身，就不能见道，就不能如实了知这个法身的真正所在。
　　 毫无疑问，在肃宗所问的问题的背后，暗示了这样一个道理，就是说，皇帝必须是理想佛界的具体化身。作为它的统治者，则必须是纯净法身的客观体现。然而慧忠国师的回答正好否定了这种关于佛界的观点。作为一名修习禅定之人，佛界这个概念，简单地说，就是化身土，一种专门引导人彻见真理的方便法门。真正的佛的境界是不受任何概念，如“佛界”这样的概念所障碍的。所以，慧忠国师在回答肃宗提问时，则试图以超佛地的方便法门，引发其对佛法的合理了解。根据慧忠国师关于禅的教法，只有当一切视国家如佛界等世俗间的真理之见被彻底地限制和克服了，佛法的精髓才会自然地显现。
　　 在传统的印度佛教里，佛法往往被认为是超然于世俗真理的。所以，慧忠的观点是具有这样的代表性的。而对于这种观点本身来说，它并不是一种超越于世俗间的一切的抽象观念。它只是一种惯用的或通常表达的看待问题或认识事物的方法。正如慧忠那样，在皇帝邀请他到京城之前，则住在白崖山，并在那里度过了四十余年的闭关隐居的生活。与慧忠一样，还有许多值得一提的禅宗大师，如慧远（334-416年），他的后半生，则是在庐山度过的。他极力主张“沙门不敬王者”。绝大多数的僧侣，生活于不尽相同的环境里，但问题是，在当时，佛教一旦脱离了统治者的支持和保护，就根本谈不上什么生存与发展。发生在公元843年至845年间的唐武宗灭佛运动就是一例，有近4万所寺院被强行关闭，26万僧尼被迫还俗，大片的寺院土地被没收、充公甚至是变卖。即使是在和平时期，僧尼虽然可以免交赋税，但在唐王朝，充军服兵役的义务是不可逃避的。即使是僧尼受戒，那也是受到限制的。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僧尼受戒必须事先征求政府的意见，得到当局的允许后方可受戒。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僧侣阶层必须重视皇权，重视国家的权威。结果，继“沙门不敬王者”的主张之后，出现了佛法与王法统一的思想，并由此与佛教的方便思想联系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