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我们才清楚地认识到，由于历史上日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受国际社会的孤立，因此在日本人的内心深处，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一方面，日本对西方强权压制东方的政策感到强烈不满。认为日本作为亚洲的领导国，有义务站出来对抗西方殖民主义者。然而，这种有违公正的观念并不能概括实际情形的全部。另一方面，部分日本政治与经济领导人，心怀损人利己的帝国主义鬼胎，他们见风使舵，企图从亚洲大陆为自己谋求一块土地。然而，对于那些一向坚持“为了东方和平”而作出努力与影响的人，也一改其原有的思想作风，从而为帝国主义摇旗呐喊起来。因而这种思想意识便逐步进入到日本战前人生观教育的中心舞台。
　　 与此同时，一些皇军中的强硬派，进一步加强在海外的军事行动，比如满州事件和芦沟桥事变，而后者则最终升级为太平洋战争。这并不是说在日本国内不存在对军国主义倾向的抨击与批评。有件事是我平生所经历的，是关于关西地区商会成员试图通过我的老师关清洁的资助，以赢得商界名流对政府的影响。1936年，正当日中关系破裂而相互敌视的前夕，大约有1400支日军部队驻扎在东京，企图发动军事政变，此即所谓“2•26事件”。关西的商界头领们，意识到军国主义势力的飙升，会最终导致日本与世界的隔绝。他们于是请求我的老师，写信给一位与他时常有往来的时任军事部长的寺内秀幸，并力劝他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行动，侦察军队首领中的反对势力。我知道，这封信是由我父亲平田君带到当时正处于军管的东京，并送到寺内的手中。我至今仍能清楚地记得，他离开时的情形，他是穿着双草鞋踏上前往首都的征途的。
　　 不幸的是，无论是何种原因，一切努力皆付诸东流。日本继续朝着军政府统治的方向滑行。他们运用恐吓或威胁政策，以确保没有任何反对军事行动的声音。一些不合时宜的对政府的批评和指责，一旦传到当权者的耳中，甚至有可能会遭来杀身之祸。在现在看来，发动太平洋战争，可以说是一次鲁莽的行动。它暴露了当时的军事领导人和决策者错估了国际形势。少数具有国际头脑的有识之士，审时度势，为确保自己的人身安全，保持沉默。随着1945年4月冲绳的陷落，日本人民才猛然醒悟，支持战争是何等的愚蠢！为努力使战争尽快结束，许多军校的学生甚至以切腹自杀的极端形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在这些年轻人所留下的一封封令人心碎的遗书里，充分见证了他们对和平的渴望。
　　 　　世俗自由与脱世俗自由
　　 佛教传入中国以至日本，一直是沿着印度佛教非暴力的思想主张发展的。通过对这一问题以及世界发展史上导致太平洋战争等事件的简要回顾，我们不禁要问：在世界发生危机的时候，禅宗及其支派应该作出怎样的积极举措？坦诚地说，我认为禅宗的所谓积极举措，其实是非常的微乎其微的。由于禅宗僧团是由僧侣个体所构成的，因此，作为一个处于战争年代的庞大宗教团体，在其内部，有一部分人放弃了其原有的信仰，转而去拥戴自己国家的那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也是不奇怪的。不单是少数禅僧与国家神道通力携手，为帝国主义的战争行径摇旗呐喊。没有哪一场为自己辩解的辩论，能够用佛教的非暴力思想为自己的简单失误而辩护，并巧言说他们只是对战争作过一些微不足道的支持。作为他们的后继者，我们别无选择，只有虚心地接受由于他们的行为而导致的对禅宗的批判。认清问题的实质是由于禅僧对当时国际形势的茫然无知。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佛教由于历史上与战争有染的丑恶行经，因此遭到了日本各界知识分子的强烈抨击和尖锐批评。尤其是禅宗，则成了一些学者如市川白弦抨击和批判的主要对象。值得一提的是，在他的批判言论中有一些极为有趣的说法。比如他对“世俗的自由”与“脱世俗的自由”所作的区分。当禅宗讲所谓自由时，它通常是指一种脱世俗的自由。在《临济宗录》中有这样一句名言；“随处作主，立处皆真”。这种自由只有当人如实了知生命的本质时才能够获得；只有像曹洞宗的祖师良宽那样说出“于不幸时，不幸是福”这样有感悟的话时，这样的自由才能获得。而这种自由，甚至还存在于一切苦难之中呢。
　　 但脱世俗的自由却不可能为政治或社会带来变革。那种像美国和法国以革命的形式而换得的自由（远离政治压制的自由）正是市川所说的“世俗的自由”。脱世俗的自由在性格上是纵向、垂直的，而世俗的自由则是横向、水平的。对于市川来说，所谓禅的真正自在境界，则是处在这种垂直与水平面交叉上的那种自由。
　　 这里，我基本上同意市川的观点。事实上，他并不是率先提出这个观点的人。这一由禅宗乃至整个佛教所追求的自由，在本质上基本是非道德的。这种奇特的观点，在中国宋代就已经被那些儒家学者们作为攻击禅宗的武器。因为在他们看来，禅宗是擅长明心见性、主张顿悟的宗派。而真正意义上的开悟，只能在超越善恶二元、不对社会公益与公害上作分别的情况下，才能够最终获得。这样，不仅失去了其社会意义，而且也不再具有为社会提供发展的基础。然而，对于他们的反对者禅宗来讲，则反驳说，固定善恶二元维度，只能加倍导致谬误，从而也割断了任何导向开悟的可能性。
　　 用市川的话来说，在儒家学者看来，超越不管它是如何向极高处或最低处发展，垂直面永远不可能变成水平面。同样，从禅的角度来讲，水平面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成为垂直面，不管它如何往多远或多宽的方向伸展。作为人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本能地具有这两个方面，因此就必须有一点是交叉的。但问题是，正如市川所体认的，将如何达到那一点。
　　 禅宗有一句名言，是总结和概括我们日常的存在的，内容是这样的：“梦幻空华，何劳把捉”。日常生活中看似真实的东西，如社会与历史现象，其实不过是“梦幻空华”。这正是由于人们的记忆、谬误以及欲望等的混乱纠结而造成的。社会变革与政治立场无一例外。当我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就告诉我们，正在太平洋地区爆发的这场战争“仅仅是一场战争而已”。不过，当一切结束的时候，我们却被告知“那是一场邪恶的战争”。这种在观点上过于简单化的立场转变，则是促成我事后决意出家为僧的主要因素。也许这也是我最终对市川事后对禅宗在战争问题上的立场所持的批判态度，而感到忧虑的原因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