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宋代的佛法与王法
　　 到了宋代（960-1280年），佛法与王法统一的思想在禅宗教义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有一部据称是伪经的佛经，叫《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注：《大正藏》第245、246卷，4-825。）。根据此经的说法，佛陀为一切国家提供了保家卫国的秘诀，并以般若智来教诫现在和未来的普天下的国王。换言之，佛法是宝，而王法则是这个法宝的具体体现。
　　 正如上面所说的，在宋代，佛法与王法这两个概念是平等统一的。在《禅苑清规》中，有这样一条戒律，说“轻视王法，漠视僧团，对建设寺院有百害而无一利”。正是在这个时期，我们才可以看到这样具体而明确的纪律条文。即使佛教僧侣也不能无视国法。
　　 到了南宋时期，出现了一个所谓“五山十寺”的体制。随着这种强大的社会制度化的形成，宋朝的禅宗与国家之间发展成一种全新的关系。首先，寺院开始举办祝圣大典。祝圣活动往往在每月的初一与十五举行，目的在于为当朝皇帝祈祷、祝寿。其次，每当寺院的新住持升座时，寺院则要举行一个祈祷和平、国泰民安的大法会。
　　 这些祈祷祝圣活动透视出这样一个观念：国家是真正意义上佛界的具体体现，皇帝则是清净法身的化身。换句话说，佛法与王法同一不二。中国早期佛教主张并提倡“沙门不敬王者”，但与之相反的是，此时禅僧则开始重视有关公共伦理道德的问题。认为一个追求佛法的人，绝不能将自己置身于王法或国法之外。类似于这样的问题，在《维摩诘经》里，也曾就“不去除妄念，照样能获得觉悟”这个问题，展开过激烈的争论。
　　 宋朝有一位禅师叫大慧宗杲（1089-1163年），他非常乐于并善于与政界人士打交道。在他的入室弟子中间，有很大一批是大宋朝的朝臣幕僚。大慧也曾公开向他们宣教佛法与王法统一的思想。在他37岁的那年，北方金兵掳宋，被迫南迁长江，建都临安。其时，南宋朝廷与民间，曾就是战是和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由于民族主义的激昂，大慧要求朝臣，并强烈主张，为了朝廷的荣誉，应该向金宣战。结果在朝廷是否对金用兵的政治斗争中，主和派却占了上风，而主战派则被罢黜，大慧也因此被流放到衡州，其他被罢黜的朝臣亦被放逐到邵州等地。然而，大慧并没有因那场令人十分痛心的政斗而灰心，他坚持给那些被一同流放的朝臣们写信，鼓励他们为实践佛法真谛，要善于在逆境中求生存。
　　 大慧禅师的这种视佛法为王法的禅的思想，进一步替代了佛教的传统。在这里，印度佛经里所阐述的佛陀在释迦族将要遭至毁灭的关头所持的平和而中庸的立场，显然已不复存在了。视佛法为王法，是确立国家即佛界的具体体现这一信仰的重要基础。按照这一思想，国家的存亡，关系到佛教的兴亡。这就是说，一个国家为抵御外来侵略而实行的自卫行动，从宗教的角度讲，也是完全正义的。
　　 与大慧所持观点相一致的宋代禅师无学祖元（1226-1286年），受镰仓幕府将军北条时宗的邀请，于1279年东渡来到日本。1281年，当蒙古军第二次东征日本时，摄政将军北条时宗请求无学禅师，共谋国是，商讨对策。无学禅师送给他一幅字轴，并在上面题写了“莫妄想”的字样，以示他动用武力击退来犯的敌人。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在对待外来入侵的问题上，采取消极不抵抗政策是不可取的。而反对以武力抵御外来入侵的结果，无疑是与佛的祖国一样，最终也没能逃脱得了国毁族亡的命运。
　　 自宋代以来，禅宗法系二十四支中的绝大多数，都先后传到日本。对于那些处于兵荒马乱年代，随时都可能战死在沙场的武士们来说，临济宗特别受到他们的敬重和信仰。武士们从禅师那里学到的，是关于如何面对死亡这类关乎生死的问题。而禅宗为他们所提供的正是一套生与死的哲学，认为“死是武士所追求的一种至高无上之道”，恰如其分地表达了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换言之，佛法是建立在世间法的基础之上的。在封建社会里，佛教“超生死”的哲学观是武士们的惟一精神支柱。即使是因外交礼仪上所出现的细微误差，他们也会毫不留情地被要求去切腹自杀。对于这些人来说，在死亡面前是不容撒谎的。这就是日本所谓武士道精神的道德基础。
　　 　　现代日本的禅宗
　　 19世纪中叶，日本作为一个独立的现代国家，一改过去的孤立局面，一跃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一员。那么，当时日本又是何以审时度势、找到并抓住自身的机遇的呢？这虽说是历史学家研究与探讨的问题，但一般都这么认为，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世界正处于政治与经济上的朝欧美模式发展的转型阶段。除非意识到这样的基本史实，我们别无其他途径可以弄清现代日本的历史及其领导人所实施的政策方略。而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则受到西方强权对世界其他地方，特别是对东方所推销的西方模式的局限。自然科学的进步与发展，无疑为西方国家在工业以及军事上远超亚洲提供了决定性的因素。西方的思想文化也对东方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即使是在我的青年时代，我们所学到的则是一些德国理想主义的著作，如歌德的文学作品，马克思的经济观以及西方音乐和美术方面的理论学说等。
　　 正是以这方面的实力为基础，西方国家便逐步扩大了它们对东方的影响，特别是中国，由于她辽阔的土地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尤为受到西方的青睐。1852年，海军上校佩里访问了浦贺，结果便导致了日本的对外开放。在此后的几十年中，西方对东方的日益控制则逐步加深了。1858年，随着印度军队哗变被镇压后，大英帝国随即向印度次大陆指派了殖民政府。1863年，法国逼迫柬埔寨成为它的保护国。10年后，法国又迫使河内，正式把越南纳入其保护国的行列。1886年，缅甸变成了英帝国的殖民地；1887年，整个印度支那最终沦为法国的殖民地。但与此同时，德国开始扩大其在中国的影响，并于1897年窃取了位于山东的胶州湾。俄国人也乘机占领了亚瑟港和位于辽东半岛的大连，并从中国取得了满洲至海参崴，穿越西伯利亚的铁路东段的建设权。也就是在这一时候，英国强行把位于香港对岸的九龙半岛，划定为它的租界地。
　　 所有这一系列的事件，均在1894年中日战争后相继发生。与这一背景相比，1904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可以看出日本是为了防卫的需要，欲占据位于俄国最南端的一块战略要塞。随着日本在这次冲突中最终赢得胜利，日本人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通过谈判最终结束了这场战争，日本获得了库页岛以南以及辽东半岛和满洲南部的铁路的控制权，并正式把朝鲜半岛纳为其保护国。这种以损害一个欧洲国家，并使其付出沉重代价而获得的利益，带给日本的是举国上下的欢呼与自豪，从而使日本很快成为所谓世界“一等国”的行列。在此后的数十年里，这样的傲慢情感，进一步助长了日本军国主义扩张的嚣张气焰。比如，他们炮制了1931年的满洲事件，1932年伪满州国的建立以及1937年对中国的战争等等。这一系列事件的交互影响，使得日本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成为一个军政府的国家，并最终导致了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全面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