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与佛的固定化

上述南泉语录中最后的引文，是《南阳和尚顿教解脱禅门直了性坛语》中的话，它成为南泉说法的理论根据。其中心是说，镜子的映物作用是超越有无对立的。所以说心、佛是超越“即心即佛”、“非心非佛”、“有”、“无”是什么、不是什么等限定的。实际上，马祖说“即心即佛”时，人们便以心为佛，马祖讨厌这样的限定而说：“非心非佛”，人们又以为心佛俱无才是心佛。南泉的意思就在这里。

此外，在《祖堂集》卷十五东寺和尚一章里有这样一段颇有意思的话：

和尚平常云，大寂禅师(马祖)卒后，好事者记师言语，不能舍筌知的，惟说即心即佛。这样的弟子未曾事先师，只是逐其影迹而已。且问佛在哪里，心是什么?若云：“心如工画师，能画种种相”，此只是说到“心”，佛不落空了吗?东寺和尚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犹如剑去远矣，尔方刻舟。”

由此可见，在马祖门下出现了拘泥于师说，把心佛固定化的人，以及对此进行尖锐批判的人。

?  佛性的有无

对心佛固定化的批判，进而涉及到佛性的有无问题。关于佛性有无问题，盐官和沩山的说法是最显明的。据《仰山语录》记载：

盐官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沩山说：“一切众生皆无佛性。”

盐官是马祖下第一世，沩山是第二世。不用说沩山的说法是以盐官的说法为前提的。

众所周知，关于佛性有无的问题，在《涅槃经》译出以后，在中国展开了无情佛性、草木成佛等讨论。在禅宗里，有六祖慧能的南北佛性说，有百丈的关于《法王经》的四种佛性说。盐官和沩山的佛性论，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

然而，盐官和沩山的说法，似与马祖以后的佛性论有更紧的联系。其特点在于原来教学的佛性论极不相同，而不在于形式上的“即心即佛”之肯定，或“非心非佛”之否定。可以说是彻底的全体作用问题，决不是佛性和心的有无问题。马祖门下的兴善惟宽对“狗子还有佛性否?”的回答，在这里可以结合起来思考。

这样，洪州宗在随处是具体心的作用上，展开和发挥了其独特的“即心即佛”的佛性论。这种独特的佛性论，正如前面指出过的，受到了宗密等人的批判，同时也与中国的性善说及佛教的心性论相对立。而这种对立的情况在宋代就更明显地表现出来。

朱子的批判

前面所引述的宗密对洪州的批判，完全被宋儒所继承，并成为宋儒排斥佛教的最大理由之一。例如《朱子语类》第一百二十卷说：

释氏弃了道心，却取人心之危者而作用之；遗其精者，取其粗者以为道。如以仁义礼智为非性，而以眼前作用为性是也。此只是源头处错了。

朱子关于人心和道心的区别，下面将详细谈到。朱子认为，道心是人的本性，人心是道心的作用、是妄念。朱子又引佛教的偈语批判道：

即告子生之谓性之说也。且如手执捉，若执刀胡乱杀人，亦可谓性乎?

在朱子看来，若以个别作用为性，就否定了行为作用的根本而统一个别作用的最一般的性；这样以来，具体作用不论善恶都是性，就否定了仁义礼智信五常的特殊性。宋儒尊重所以见闻觉知之性，原因在于他们以人心为危。他们的性即是理，可以与佛家传统的见性成佛相对应。

?人心和道心

朱子批判洪州之说是舍道心而取人心之危。众所周知，人心道心之语来自《尚书·大禹谟》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此四句后被宋儒作为金科玉律。按宋儒的解释：心是人的知觉，是司中应外的，人心生于形气，道心发自义理，人心易私难公故危，道心难明易昧故微。因此，若常精察不杂于形气之私的道心，一心守之，则义理纯正；这样一来，必然道心为主而人听命，那就能达到危者安、微者著，动静云为自然取其中，无过、无不及之差。很明显，朱子的批判并未理解洪州的真意，因为“直指人心”的人心决不是与道心有差别的人心。当然也应承认，洪州的主张容易使人发生误解；但是唐代的禅并非就是朱子所批判的那样。为了弄明这一点，我们再看一下朱子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