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天台宗之重视止观双修而言，华严宗似乎更加强调观慧。相传为华严初祖杜顺所作的《华严五教止观》指出：“行人修道，简邪入正，止观法门有五：一、法有我无门，二、生即无生门，三、事理圆融门，四、语观双绝门，五、华严三昧门。”这五门止观实际上也可以概括大小乘佛教所有的修行方法，而各门下面的展开论述则表现出如理思维的特点。这一特点被后来的华严家所继承。华严三祖，也就是华严宗的实际创始人贤首法藏《华严发菩提心章》中有一段文字，澄观以下就认为是杜顺的《华严法界观》，提出“真空观”、“理事无碍观”、“周遍含容观”三种观法，成为华严宗观法修行的总纲。华严宗从“相即”、“相入”、“相容”、“相摄”的观点出发，大力弘扬“华严三昧门”的观修，倡导“普贤行”，宣传“一行一切行”、“一修一切修”，即随便修行何种法门，就是修行所有的佛教法门，可以具足成就所有佛教法门的功德，如同“尝一滴海水，知百川滋味”。就这样，佛教名目繁多的修行方法不再具有相互对立、相互矛盾的意义，而成了中土大德遨游法界性海的凭借。

    对中国佛教影响最大的宗派是禅宗和净土宗。禅宗自许为“以心印心”、“教外别传”。乍看之下，似乎在倡导宗、教之间的对立，实则是要扭转经教研究和禅定修行中的形式化、外在化的倾向，使其落实到修行者的内心之中。所以在禅宗极其兴盛的时候，也有禅师唱说“禅是佛心，经是佛语，诸佛心口，必不相违”（圭峰宗密语），以宗配教，以教正宗，促成宗门与教门的圆融。禅宗内部，虽然也有渐、顿之间的对立，但同时也强调“法无顿渐，见有迟疾”、“法无南北，根有利钝”，最终使顿、渐圆融起来，“悟须顿悟，修则渐修”、“顿悟不碍渐修，渐修不碍顿悟”成为佛教界的普遍看法。净土宗以“念佛往生”是“仰佛愿力”的“易行道”，其他修行是全凭自力的“难行道”，虽有自赞之嫌，但并不否认其他修行也都是佛的教法。自五代入宋，有永明延寿，倡导“万善同归”。这就是说，无论是研经讨论，还是念佛参禅，乃至修福积德，随喜赞叹，所有大小善行，“悉向菩提”，都是朝向清净解脱的佛教修行。各种修行方法至此圆融无际，其间的差异变得融通无碍。

    3.内外圆融

    佛教自称“内典”或“内学”，称佛教以外的宗教或学说为“外道”、“外学”或“世学”。在印度，佛教是所谓的“九十六道”之一，也就是说，佛教同时要与九十五种“外道”进行思想争锋。佛教传入中国之后，所面对的文化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九十五种“外道”并未与之俱来，与佛教发生交涉的主要是儒道两家。佛教传入的时候，儒道两种文化都己经非常发达和成熟，佛教既不可能喧宾夺主，更不可能取而代之。佛教要想在中华落地生根，就必须充分发挥“不坏世法而说诸法实相”的精神，与儒道两家相互圆融，以便在中华文化结构中获得一席之地。

    佛教以“格义”和“比附”的方式融入以儒道两家为主流思想的中土社会之中。“格义”就是用儒道两家的概念去解释佛教经典中那些难懂的名相，使人们对佛教的教义发生理解和认识，从而产生信仰，如用道家的“无”来解释佛教的“空”，用道家的“无为”来理解佛教的“涅槃”等。佛教丰富的义理是用繁富的名相来表述的，中土古无出世之学，这些名相在中土语言之中并没有恰如其分的对应词，中国佛教早期的高僧大德就只好用人们比较熟悉的老庄思想或儒家观点去理解、宣说佛教理论，由此奠定了中国佛教的基本特色，也形成了中国佛教最早的一批著作。读道安、慧远、僧肇等人的著作，可以体会到其间浓郁的老庄玄学味道。也就是说，这些中国佛教理论的奠基者们的著作，实际上就是以佛教为主体，吸收和融合儒道两家而形成的思想成果。“比附”就是将佛教的观点与儒道两家相对比并附会其义，最典型的就表现在以佛教“五戒”比附儒家的“五常”上。佛教“五戒”是指“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五种戒律，儒家“五常”是指“仁、义、礼、智、信”五种伦常之德。南北朝以来的许多高僧认为，“不杀生”就是“仁”，“不偷盗”就是“义”，“不邪淫”就是“礼”，“不妄语”就是“信”，“不饮酒”就是“智”。以“五戒”比附“五常”，正说明佛教可以“阴助教化”、“大有功于治道”。通过“格义”和“比附”，佛教将许多儒道两家的思想因素圆融到自家教义之中，增强了对中土民众的亲和力。

    如果说“格义”和“比附”较多地局限在名相概念的圆融上的话，那么，“会通”就是佛教将儒道两家的整个思想体系圆融到自家教理范围之中。佛教有所谓“人天乘”和“人天教门”，即修行“五戒十善”可以获得来生继续为人或升天的福报，这是佛教对世间法的容纳和接受，是佛教中最为浅近的教法。儒家非常重视孝道，历代统治者往往标榜“以孝治国”，在用人上也是“求忠臣于孝子之门”。为了免除“捐弃君亲，不忠不孝”的责难，佛教中也有了《盂兰盆经》、《父母恩重难报经》等宣扬孝义的经典，有了“一人出家，九族升天”的说法，将儒家这一最具草根意味的伦理观念纳入到白家教理体系之中。在南北朝时期还流传着一部《清净法行经》，说佛派遣摩诃迦叶、儒童菩萨、光净童子等三大弟子来到振旦，应生为老子、孔子、颜回三位圣贤，施行无为之教、礼乐之化，为佛教的东传奠定了基础。中土许多高僧认为，儒家倡导伦常道德，道家和道教主张清心寡欲，可以摄入到佛教的“人天教”中，视为佛教利乐有情众生的方便手段。

    通过“格义”、“比附”、“会通”，佛教实现了与儒道两家的圆融互解，甚至能将儒道两家圆融到自家教理体系之中。但有一点佛教是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的，就是儒家居于中土文化的主流地位和道教具有的本土优势。儒家关注天下国家、礼乐教化，倡导忠孝仁义，是一种政治理论思想，被历代统治者奉为政令和教化的依据；道家和道教非常重视清静无为、修炼养生，在中国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在三家长期的思想交涉过程中，佛教也凸现了理论思辨的优势与心灵慰藉的功能，由此出现了“以儒治世，以道治身，以佛治心”和“三十学儒，四十学道，五十学佛”的说法，通过对三家作用领域划定界限的方法使佛教融入到中国文化结构之中；不同的作用领域又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并且是一个由表及里、从此至彼的发展序列，由此又保证了佛教相对于儒道二家的思想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