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僧俗圆融

    古印度对出家学道的人视如神明，争相供养。即使尊贵如君主、大臣，亲近如父母、兄弟，见了出家人也要头面接足、五体投地，所以宗教的权威永在世俗政权与家庭亲情之上。中国古无出家之俗，一向轻视乞食之行，整个社会王权至上，亲亲而尊贵。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僧侣组织与世俗生活之间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经过儿百年的融合，到中国化的佛教宗派，特别是禅宗创立的时候，佛教终于融入了中土世俗社会生活之中，取得了僧俗之间的圆融和谐。

    从“不敬王者”到“礼拜君亲”，中国佛教实现了与世俗政治和血亲伦理的圆融。佛教大规模地涉入中土生活，是在东晋之后。其时晋室偏安于一隅，“五胡”纷纭于中原。竺佛图澄、道安、鸠摩罗什等高僧分别受到后赵、前秦、后秦等政权的支持和尊崇，慧远也得以高蹈庐阜、匿影山林，佛教似乎保存了“抗礼王侯”的旧俗。但这不过是刚刚入主中原的少数族急于寻求精神支柱、偏安政权软弱无力的反映而已。一旦有强有力的人物上台，就必然会祭起“风轨四海，绳名天下”的大旗，要求佛教僧侣向统治者致敬；当佛教势力过于强大，可以左右时局的时候，统治者甚至会制造“法难”，采取“灭佛”的极端政策。自后秦以来，中央和地方都设有完整而系统的僧官机构，把对僧人的管理纳入到国家政治生活的轨道之中。一方面，为了保证摇役、兵役和赋税的来源，统治者还经常性地“沙汰沙门”，并且多次以国家诏令的形式要求僧尼向君亲致敬。另一方面，为了争取人心，统治者对这个拥有众多信徒的宗教也会表示重视和扶持。面对着汹涌而来的政治高压，虽然历代都有高僧大德起而护法，但最后还是屈服世俗的王权和亲情，出家不忘忠孝也就成了佛教与世法相圆融的结果。许多高僧也逐渐意识到，“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道安语），故而讲经说法，或临终付嘱，多寄意于达官显贵。

    从“乞食分卫”到“农禅并重”，中国佛教实现了与中土经济和民情风俗的圆融。印度佛教接受信众的供养，以“乞食分卫”的形式行化世间，而中国以勤俭节约、自食其力为美德。在早期的排佛文字中，除了诘责佛教“不忠不孝”之外，还攻击僧侣“游手游食”。大概从唐朝初年的弘忍开始，中国佛教僧侣就开始依靠自己的力量营建庙宇，树立佛像，垦荒种田，自耕自食。由此开启中国佛教“农禅并重”的优良传统，解决了“弘道”与“谋食”之间的矛盾。百丈怀海坚持“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百丈怀海语），将“出坡”定为禅门常课。再到后来，寺院经济成为地土经济的一种形式，与封建制度实现了完美结合。

    5．中国佛教圆融观的现代价值

    经过长期的摩擦和整合，中国佛教形成了丰富的圆融智慧和圆融传统，由一种外来宗教最终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之中，遍布于通都大邑、名山胜水乃至穷乡僻壤。星转斗移，古今历史形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佛教的圆融观，“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实相无执，，平等一如”，以充满尊重的心情和平等的眼光看待一切，对于今天佛教界的思想主流—人间佛教—仍可有多方面的启发。

    其一，以圆融的智慧引导佛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既是一种主流的意识形态，又是一种现行的社会制度。佛教可以把“为人民服务”视为“普度众生”的一种现代表达，把“公有制”看作“利和同均”的经济基础，把“按劳分配”视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制度保证，把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科学发展观当成“治世”的理论，而将佛教作为个人安顿心灵的精神家园；积极参加人大、政协，利用民主和法制的形式表达自己的心声，维护自身的利益；参与各种社会事业以“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佛教只有将社会主义纳入到自家的思想体系之中，才能在当代中国找到位置。这方面的理论创造需要当代高僧对佛教和社会主义做出深入系统的钻研，并以高度的智慧进行两者的圆融会通，这方面的实践则需要整个佛教界的共同努力。

    其二，以圆融的智慧引导佛教与其他宗教和平相处。在当代中国，除了佛教之外，还有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宗教。各教白赞毕竟并没有什么过错，但如自是而非他则违反了宗教信仰白由政策。只有各种宗教共享“信仰白由”，才有佛教的“信仰自由”。也就是说，其他宗教享有信仰自由正是佛教享有信仰自由的保证，不可能有仅属佛教的信仰自由。佛教与各种宗教之间的和谐圆融，既是整个社会和谐的需要，也是佛教自身利益的需要。

    其三，圆融的智慧引导佛教契合当代众生的根性。近代以来，科学技术长足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兴盛，各种学说深化了人类的认识，主体自我的理性得到张扬，非理性也得到深刻的认识；社会生活也发生了巨大变革，平等、民主、法制等观念深入人心。从佛教的立场看，这些人类文明的成果，对众生根性有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使人们变得非常聪颖，极易接受那些符合他们认识倾向的观点。如，那些醉心于存在主义的人，因为对人生在世的“烦”、“操心”、“向死的展开”等有深刻的体会，因而对佛教所说的“人生是苦”、“人身难得”等极易产生同感；那些对后现代主义有所研究的人，平常习惯以反本质、反基础、反理性、反主体以及祛中心化的方法观察事物，他们对佛教“空”、“无相”、“无体”、“无念”等观点深表赞同。另一方面，使众生贪爱炽盛，我慢增上，邪见纷然，变得极难调御。如非理性主义对欲望的肯定，分析学派对“私人语言”及形而上学的拒斥等，不免与佛教的许多观点针锋相对。佛教要在现代人间发生作用，就必须充分发挥自身本具的圆融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