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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柏大师的“文字禅”理论及其实践——戴继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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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般若与佛性联系起来,并以此彰显文字功能在助发众生佛性上的作用,是紫柏文字禅理论上的一个创举。关于三般若,紫柏解释道:“发挥谈论,是文字般若,能勘破身心迷情,是观照般若,佛与众生同体,是实相般若。”(注:紫柏真可:《紫柏尊者全集》,第四册,第346~347,322、328、346、323、322、369,380、380、348、391页。)佛性为欲显之体,般若为助显之用,体用一如,显微无间,佛性须般若熏发,缺少文字经典之助缘,则本有佛性无从显露。文字对佛性的熏发是一个过程,即由音闻→文字(缘因佛性)→观照般若→实相般若。这说明禅宗的修行要有一个长期的参悟阶段,文字为这一过程的必经环节。紫柏还说:“且文字佛语也,观照佛心也,由佛语而达佛心,此从凡至圣者也。……若然者,即语言文字如春之花,或者必欲弃花觅春,非愚即狂也。”(注:紫柏真可:《紫柏尊者全集》,第四册,第346~347,322、328、346、323、322、369,380、380、348、391页。)显然,在紫柏看来,缺少了文字经典的熏教,则所谓参禅修悟将无从谈起。文字引发般若,般若彰显佛性,禅宗学人欲修行佛法,文字之禅实为无法废弃之因素。

其次,从修行观上看,文字禅也是参禅悟道的必然环节。紫柏认为,悟有三种,即解悟、修悟、证悟:“解悟者,从经教熏闻力久,心渐开通,又谓之依通识解,修悟者,宿有闻熏,曾少开解,但未得实受用,今生出头来,或假修习,忽然疑情顿断,受用现前。证悟者,根器猛利,不移刹那,习随悟消,立地成佛。今宇泰(晚明唯识学者王肯堂)即未能修悟、证悟,亦当熟阅一部教乘,以求解悟,其间习气,以熏力故,不求损减,而自损减。”(注:紫柏真可:《紫柏尊者全集》第五册,第437、529、452、444、530、443页。)既然根器不同,则参禅悟道就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不能以禅离文字为借口,废弃文字经教。“三悟”的中心显然是“解悟”,因为社会生活中大量存在的还是凡夫俗子。即使是所谓的慧根大器者,悟后方修,也要文字经典的勘验与维系其修后成果。禅宗传统上以“渐悟”与“顿悟”分判南禅与北禅,紫柏没有重走旧路,而是将“悟”一分为三,以此为其文字禅理论张目。“悟”是佛教修行的必经环节,从修行论的角度分析经教重要性,的确是倡导文字禅非常合适的理由。

紫柏还从佛教整体高度来确认经典义理作用,他说:“释迦文佛以文设教,故文殊师利,以文字三昧辅释迦文佛,而用拣择之权,于楞会上,进退二十五圣,独选择观音当机,无有敢议其私者。观世音虽弥陀辅佐,亦以闻思修入,近乎文字三昧。”(注:紫柏真可:《紫柏尊者全集》,第四册,第346~347,322、328、346、323、322、369,380、380、348、391页。)把释迦释迦牟尼径称作释迦文佛,这已经将佛教与文字的关系合二为一了。紫柏以《楞严经》卷六观世音为佛授记之事为例,说明观音以“闻思修”三昧而悟道,再次表明文字对修悟的重要性,其原因在于“闻思修”“近乎文字三昧”。直接突出释迦“以文设教”,显然是针对禅宗“教外别传”而言,无论这一说法是否成立,都从根本上扭转禅宗轻视以致废弃经书的现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基于文字功能在禅修中的重要性,紫柏对佛教诸宗的相互隔离以致排斥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主张教内各宗之间的融合与互助。他说:“宗教虽分派,然不越乎佛语与佛心,传佛心者谓之宗主,传佛语者谓之教主。若传佛心,有背佛语,非真宗也。若传佛语不明佛心,非真教也。故曰:依经解义,三世佛冤,离经一字,即同魔说。”(注:紫柏真可:《紫柏尊者全集》,第四册,第346~347,322、328、346、323、322、369,380、380、348、391页。)

“夫大藏,佛语也,而大藏之所诠者,佛心也。佛语如薪,佛心如火;薪多则火炽,薪尽则火不可传。火不可传,则变生为熟,破暗张明之用,几乎息矣,故传火必待于薪,而火始有用。传心必合于佛语,而心始无疑。”(注:紫柏真可:《紫柏尊者全集》第五册,第437、529、452、444、530、443页。)

禅教关系是佛心与佛语的关系清楚地表明禅宗在佛教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这当然是禅宗究竟论的看法。以火与薪的关系诠释禅教联系,也别具新意,既然文字是如此的重要,则禅教一致就是顺理成章。不仅禅教一致,教内分歧已久的性相二宗也应该达成统一。紫柏既然凸显了语言文字的功能,就必须承认相宗在弘扬佛法、化度众生方面的重要作用,以消除二者的纷争。在处理性相二宗的关系上,他将禅宗从性宗中单独分离出来,这样就有了性、相、禅三宗的提法。他说:“性宗通,而相宗不通,事终不圆。相宗通,性宗不通,理终不彻。事不圆,则不能成就三昧。理不圆,则不能入理、不成就三昧。纵性相俱通,而不通禅宗,机终不活,机不活,则理事不成就三昧,虽入不能用也。”(注:紫柏真可:《紫柏尊者全集》第五册,第437、529、452、444、530、443页。)性宗谈真如本体,但短于现象的梳理,所以只精性宗而忽略相宗就会陷于对事相圆满性的周详处理;相宗强于名相的精辨与剖判,但弱于对真如实相的透彻参悟,因而精相宗而不通性宗就有对理体不能通透之虞。三者之中,禅宗无疑处在最高的位置上,这显然与紫柏的禅僧身份有着直接的关系。

另一方面,紫柏还说:“凡学佛性宗通而相宗不通,当迷于相似般若路头;二宗同而禅宗不通,如叶公好画龙,宛若真者,然终不能致雷雨耳。……又相宗之书,无有变通师承,学一分加一分系缚,故于性宗、禅宗上和会不来;若于相宗精了,即一切外书,亦总是佛法”(注:紫柏真可:《紫柏尊者全集》,第四册,第346~347,322、328、346、323、322、369,380、380、348、391页。)这里仍然意在说明性相二宗不能偏废的原因,重点分析了相宗在精细分辨事理法相等方面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他又指出,如果迷于相宗名相而又无师承导源,则会“学一分加一分系缚”,可以看出紫柏大师对相宗的认识是全面而具体的。从三者关系的总体上看,紫柏显然是以性、相、用的格式来处理性宗、相宗、禅宗的关系。以禅宗之“用”来笼罩整个佛法,显示了紫柏禅法不重空谈的特征,在不损害“性”、“相”二宗的前提下,紫柏置禅宗以终极性地位。

对文字禅的重视还会导致对儒家经典义理的融合心态。融会三教是宋明时代中国思想发展的趋势,紫柏以一“心”范围三教。他说:“若于相宗精了,即一切外书,亦总是佛法,故古人云:若人识得心,大地无寸土。寸土尚无,外书非心而何?”(注:紫柏真可:《紫柏尊者全集》,第四册,第346~347,322、328、346、323、322、369,380、380、348、3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