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雁塔晨钟主

　　大慈恩寺的钟楼里悬挂着一口“雁塔晨钟”，此钟铸造于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通高3．4米，其中蒲牢钟纽高70厘米，另有“日”字形双悬挂式挂件，紧系钟纽将晨钟悬挂于钟架之上。钟口直径2．2米，钟口唇缘厚23公分，钟肩部饰以覆莲图案，有出音孔六个，每孔直径15—16厘米，钟上铸有“雁塔晨钟”四个苍劲的大字和“皇图永固，帝道遐昌，佛日增辉，法车仑常转”铭文。另外还铸有八卦及瑞草花边，晨钟遍布阳铸铭文约四千余字。除了有“广重妙普，洪胜禧昌。继祖续宗，会镇益方，道明帷理，圆觉真常。遐传法道，福庆延祥”等佛教文词外，特别有一方铸字铭文，词曰：“陕西西安府□□有大慈恩寺乃大□□无漏寺，因三藏西域取经回还，大唐太宗敕建慈恩雁塔晨钟，日久……造晨钟一口，用铁三万斤，功成浩大，独立难行，乞券秦藩宗室率官长老十方善男信女喜□资财，成功於嘉靖二十七年吉月吉日铸造完成。”字迹因年久漫漶，虽有不清晰者，但意思昭然明了。这些铸文明确地简述慈恩寺和雁塔晨钟小史，又讲明了晨钟用铁三万斤的数量，还说明了系秦藩宗室出面率十方善男信女捐资献财，铸成于明代嘉靖二十七年。其次，铭文中还有兴善寺、卧龙寺、荐福寺、圆通寺、观音寺、开福寺、开元寺、宝庆寺等住持姓名落款。斋

　　四、《大唐三藏圣教序》碑主

　　在雄伟的大雁塔底层南侧门洞东西两外壁嵌置着唐太宗所撰《大唐三藏圣教序》碑和唐高宗在春宫时所撰《大唐三藏圣教序记》碑，两通“二圣”丰碑，均由当时的中书令褚遂良所书。斋

　　据《法师传》载，“贞观二十二年（648）五月玄奘译《瑜伽师地论》讫，凡一百卷”。奉诏赴玉华宫，应玄奘要求及司徒赵国公长孙无忌和中书令褚遂良奏请，太宗李世民同意为之作序，“神笔自写，少顷而成”，敕贯众经之首。后“帝居庆福殿”，百官侍卫，命法师坐，使弘文馆学士上官仪“向群僚宣读”。碑文共781字。同年六月，唐高宗时为春宫太子，奉阅太宗序文，又制《述圣记》。玄奘对二圣撰文深表感谢：“可谓重光合璧，振彩联华。”唐高宗永徽三年（652），玄奘奏请朝廷，欲建宝塔以保存従印度带回的经像、舍利，该塔“南面有两碑，载二圣三藏圣教序记，其书即尚书右仆射河南公褚遂良之笔也”。“序”碑全名为“太宗文皇帝制三藏圣教序”，最后落款为“永徽四年岁次癸丑十月己卯朔十五日癸己建，中书令臣褚遂良书”。而“记”碑全名为“大唐皇帝述三藏圣教序记”，最后落款为“永徽四年岁次癸丑十二月戊寅朔十日丁亥建”，又注：“皇帝在春宫日制此文，尚书右仆射上柱国河南郡开国公臣褚遂良，万文诏刻字”。主

　　两碑碑身两边线有明显收分，呈上窄下宽梯形，碑座为有线刻图案的方形碑座。两碑通高337．5厘米，碑面上宽86厘米，下宽100厘米。两碑规格形式相同，碑头为圆首，“序”碑额为“大唐三藏圣教之序”八字隶书，“记”碑额为“大唐三藏圣教序记”八字篆书，分别与碑文同方向对称排列。碑两边为蔓草波形连续花边，上方辟佛龛镌刻有一铺七尊，即一坐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力士像，其中佛身著袈裟，正身倚坐（又称普跏趺坐），各有圆形火焰纹头光身光；弟子肃立，菩萨身姿优美，扭曲而立于莲座之上；金刚力士手执钢叉画戟，一手叉腰，身着凯甲战袍，脚踏夜叉恶鬼，虎视狰狞。他们各据身份，头光各异，其排列与莫高窟第45窟盛唐的一铺彩塑造像的安排完全一致，十分精妙。碑文下方又雕刻有衣带飘逸、舞姿飞动的舞乐天人，细看“序”碑乐师所执乐器为管乐，而“记”碑乐器为弦乐。看到她们在莲座上表演的天乐舞姿，真有把人们带到那奇妙无比的佛国仙境之中的感觉。加之，此碑従建塔时即安置在塔壁龛内深达2．8米，避风遮雨，又有门栏防护，即是在“文革”十年浩劫中也得以保护，所以此碑碑文字迹清晰如初。古

　　这两通碑的书法艺术也是杰出的。褚遂良不仅辉煌于太宗高宗两朝，而且留芳百世。他自幼博涉文史、书法，师承欧虞，法继二王，兼容魏碑汉隶，而且不断研习探索，善于创新，自成一体。他是一位德高望重，又受唐太宗敬重的宰相，他所书“二圣天文”，立碑于大雁古塔，其身份和权威性显而易见。就碑的书法艺术而言，到书写“序”碑时已达炉火纯青之高度。正像唐代张怀瑾说的“美人婵娟，增华卓约”；宋代董悄说的“多力丰筋，瘦硬通神”；明代王世贞说他“婉媚遒逸，波拂如铁线”；清代刘熙载说的“遒逸如鹤游鸿戏”。《唐人书评》称他的书法是“字里金生，行间玉润，法则温雅，美丽大方”。古

　　褚遂良书法成就对唐代和后来的书法有颇大影响，唐初四家欧、虞、褚、薛（薛稷及弟薛曜），薛家兄弟全盘法师褚体；唐代敬客、王知敬、裴守真、王行满等均受褚字泽溉。中晚唐的颜真卿、柳公权书法风格形成亦源于褚公，米芾曾跋颜书云“颜真卿学褚遂良既成，……此帧尤多褚法”。褚字对米芾有过很大影响，米曾自称“学褚最久”。“元代赵孟兆页、明代董其昌都是学褚而能变的高手”（以上摘庄希祖文）。褚遂良书法与后代瘦金体的产生发展有着重要联系，在褚书笔画中，多数长笔画，如长横长撇、竖钩、斜钩、横钩、横折等笔画，粗细比例在1／30至1／50之间，甚至更纤细，都是意在笔端，运笔自如，如锥画沙，瘦劲流畅。在结字方面，中宫内收，四面开张，笔画连续，飞扬流动，而这些又是后来以宋徽宗赵佶（1082—1135）为代表的瘦金体书法的艺术风格，也正是像任平先生曾说过的，褚书“这种瘦劲而有神的楷书笔法”，由他传给了魏徵外孙“初唐四家”之一的薛稷，至宋代徽宗赵佶沿着这条路子发展下去，创造了书史称绝的瘦金体，“追源溯本，褚遂良乃其远祖”。不仅如此，由此进而对中国画的笔法亦有重要影响。主

　　另玄奘开始译经的弘福寺沙门怀仁也耗用二十四年时间和重金，于唐咸亨三年（672）十二月八日集东晋右将军王羲之之行书字刻于碑，通高350厘米，宽100厘米，碑面上方刻有七尊佛，俗称“七佛头圣教序”，碑文刻太宗文皇帝制“大唐三藏圣教序”、“太宗答玄奘谢序表”、“皇帝在春宫述三藏圣记”、“太子李治答玄奘谢记表词”、沙门玄奘奉诏译“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共九部分内容。碑阴刻有贺兰敏所写《金刚经》文。集王《圣教序》碑书法，似当年右军挥毫泼写，一气呵成。可见怀仁临集右军成此碑的艺术成就，赢得了后人对此碑帖的信赖，也成为学习王羲之书法的津梁，有“为千古字学之祖”之说，在书法史上有着极其重要意义。据考，该碑于明嘉靖三十四年（1556），因在地震中大雁塔塔刹坠压碑断，该碑于三分之一处断裂。现陈列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第二室。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