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由中国南京艺术学院、北京大学、南京博物院和日本龙谷大学联合组成的“佛教初传南方之路”课题研究组沿长江流域对四川、湖南、湖北、江苏、广东等十个省、市、地区展开了实地考察和调查，这次行动，由来于中日学者对“早期佛教造像的南传系统”的关注。两年后，在此次调查的基础上，由上述单位共同编著，中国文物出版社和日本龙谷大学联合出版了文物图录《佛教初传南方之路》（注：《佛教初传南方之路》，文物出版社，北京，1993年。），该图录集中了半个世纪以来发现的有佛像造型的相关的考古遗存，这批文物的佛像造型大多雕饰或刻画于其它的承载体上，因而与后来完全佛教意义上的独立的佛教造像不同，只能说是一些有佛教含义的形象而已，称其为佛的形像或更妥当。这类造型仅见于南方，绝大部分发现于长江流域，时期则以2-4世纪为限，同一时期北方同类艺术品很少被发现，于是，这类佛像艺术品与佛教初传中国的关系，南方和北方，海路与陆路在早期佛教传入中国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相因而至。
　　 20世纪初以来，佛教初传中国的问题，学术界已经作了大量的研究，成果颇丰。公认的看法认为，起源于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是通过中亚和西域的传播实现的，这一看法，几成定论。80年代以来，学界对佛教初传的问题相继注入一些新的认识，首先是佛教流传西域较传入中原更晚的论点的提出，（注：吴焯：《从考古遗存看佛教传入西域的时间》，载《敦煌学辑刊》1985年第8辑；宋肃瀛：《试论佛教在新疆的始传》，收入《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23-424页。）与此相关，佛教东传早期大体经由海路而非陆路的观点也就引申而来。（注：许理和：《汉代佛教和西域》，收入《秦汉思想与法律•庆贺胡四维八十诞辰论文集》，纽约，1990年，第168页；吴廷缪、郑彭年：《佛教海上传入中国之研究》，载《中外关系史论丛》，1996年，第5辑，第104页；又见前引宋肃瀛文。）其实早在本世纪初已有“佛教之来，非由陆路而由海，其最初根据地，不在京洛而在江淮”的说法，（注：梁启超：《佛教之初输入》，收入《饮冰室专集》第52页，第7页。）季羡林先生也有关于佛教在中国的最初发生，并不经过西域各国的媒介，而是直接来自印度的论述，（注：季羡林：《商人与佛教》，收入《季羡林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423页。）只是在当时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而已。上述观点的提出，以文献和考古资料为据，质疑传统说法，为这一研究领域吹入一股新风。由于产生了上面这些不同的看法，于是，南北两路佛教初传的问题便成为一个大有探讨和思考余地的问题。
　　 宗教的传播有赖于各种因素，南方与北方各地区，不同的政治环境、文化背景、交通条件、传统观念和信仰习俗，都会影响到佛教在其传播过程中采取的形式、包含的内容以及产生效应的范围，从而形成各自的传播特点。本文拟就上述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一

　　 我们首先要关注的是南方的佛像造型艺术品。
　　 四川崖墓浮雕中的石刻佛像是最早引起注意的佛像艺术品，1940年分别发现于四川省乐山市麻浩区一号崖墓和柿子湾1区一号崖墓中，其中的部分佛像石刻分散著录于闻宥《四川汉代画像选集》等文集中，（注：曾昭鹬：《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文化部文物管理局，1956年，第66页，图41；闻宥《四川汉代画像选集》，群联出版社，1955年。佛像造型见《佛教初传南方之路》。图版1。）1985年，乐山市文化局对麻浩1区一号崖墓重新进行了重点科学考古调查和测绘，首次获得有关崖墓和石刻佛像的较完整资料，并将崖墓定为东汉末至蜀汉时期的遗存。（注：乐山市文化局：《四川乐山麻浩—号崖墓》，载《考古》1990年第2期，第115页。）据调查报告，佛像刻于“前室东壁，通高37厘米。高肉髻，头绕圆形顶光，身着通肩大衣，右手似作‘施无畏印’，左手似握大衣衣角，似结跏趺坐，面部残”（注：《四川乐山麻浩—号崖墓》第114-115页。），其佛像的属性应该说可以认定。报告特别指出，佛像的雕刻技法采用高浮雕，不可能为后人补刻，在该墓画像石刻断续完成的作业中，佛像石刻的完成晚于崖墓的始凿年代，大致定在蜀汉时期无误。（注：《四川乐山麻浩—号崖墓》第115页。）
　　 四川崖墓石刻画像中佛像的类似造型，亦见之于钱树插座。最早的一例，出于四川彭山江口镇豆芽坊166M，泥质灰陶，座高21厘米。全器成圆形，为前后两半模合制而成，后半部已缺，仅存前半，可分为上下两段，上段为圆筒，模制佛像即在筒前表面，中坐一人，左右各有一侍者。“中坐着高髻，头发卷曲向上，内似有肉瘤，与佛像之‘肉髻’一致，身上所穿之大氅衣服，颈下为平行横曲衣褶，这在汉服中不见，而与佛身上之直筒大衣一致；尤其是三人皆作手印。由此我们认为这是佛教中‘一佛二胁侍’的造型。”（注：南京博物院：《四川彭山汉代崖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37-38页。）其造型与麻浩一号崖墓之石刻佛像相似，发掘报告将该墓的年代定为东汉中到晚期。此例佛像位于钱树底座的插筒部位，80年代以后，多有装饰于钱树树干的佛像在四川发现。
　　 1981年，四川忠县涂井卧马函发掘的十四号蜀汉崖墓中，出土铜钱树二株，其树干为互不相属的若干段连缀而成，每一段上皆铸一尊佛像，均为双范合铸而成。佛“高肉髻，着通肩大衣，宽袖，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握衣角，结跏趺坐。佛像两侧由光芒四射的方孔铜钱构成屏背，有的还饰以头朝上的蝉纹。”（注：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忠县涂井蜀汉崖墓》，载《文物》1985年第7期，第78-79页；又见《佛教初传南方之路》第161-162页，图10、11，图版说明9、10、11、12，图版9、10、11、12。）1989年，四川省绵阳市何家山一号东汉崖墓出土铜钱树，树干上依次行列形制相同的五尊佛像，除有明显项光外，其造型与涂井卧马函所出佛像大致相仿。（注：何志国：《四川绵阳何家山1号东汉崖墓清理简报》，载《文物》199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