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点需要强调：一、大月氏使者向汉博士弟子传授《浮图经》以口授的方式进行；二、《魏略》是在介绍西域诸国以及沿塔里木盆地的南道时提到了临儿国，并引出《浮图经》及哀帝元寿元年事。当时的南从玉门关西出，经若羌转西，越葱岭，经悬度，入大月氏，是为一条常道。因此，大月氏使者取南道来汉地传经的说法可以成立。口头传播是佛教传播早期的主要方式，佛教取陆路向西域的传播和取海路向南方的传播最初采取的都是这种方式，但不同的是，西域没有像南方那样因此而流行日常用具上出现有佛的具体形象，这种差异恐怕还要从当地传统的生活习惯和信仰习俗中去寻找答案。
　　 1976-1978年，天山东部的阿拉沟发现了一批古代墓葬遗址，依随葬器物和墓葬形制，墓葬分属以卵石墓室和以木椁墓室为特征的两个不同的文化类型。据碳十四测定，卵石墓文化延续的时间从公元前8－公元前2世纪，可能属于车师文化。（注：马雍、王炳华：《公元前7-2世纪的中国新疆地区》，载《中亚学刊》第三辑，第4、6页。）墓葬出土物与生产、生活相关的有大量马、羊、驼的骨骼和从事牧业的工具，也见少量农作物的种子，日常生活用具有陶器、木器和铜器，还见骨制、玛瑙制、金制、铜制的饰物，骨雕制品相对多一些，大都以野猪、熊等兽头为雕塑题材，形象颇为生动。以动物为装饰题材的饰品还见于同一地区的木椁墓，有饰以兽头或全兽的金牌、饰以兽形的金箔片，还有饰以兽文图案的银牌。一件承兽铜盘造型生动，风格独特，铜盘中央伫立两只小兽，其周边还伫立一圈小兽。经碳十四测定的结果显示，木椁墓文化在阿拉沟延续的时间不长，大约相当于战国至汉代，即公元前2世纪前后，墓葬出土漆器的图案风格也与这一结论相吻合。（注：穆舜英、王炳华、王明哲：《建国以来新疆考古的主要收获》，收入《新疆考古三十年》，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页。）如果结合文献资料来考察，该文化当属乌孙，为乌孙西迁伊犁河流域前的文化遗存。阿拉沟两个不同族属的文化遗存中，动物形象频频出现于用具和饰物上，反映了车师和乌孙民族以畜牧业为主的传统生产和生活方式，他们的崇尚目标、信仰习俗和审美情趣统统体现在这些型制各异的动物造型上。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很少在生活用品或艺术品上见到以人物的具体形象为内容的装饰风格。佛的初形是人物，在佛教的口头传播时期，西域似乎缺少佛形象可以替代或植入的位置，或者说可以依托的载体，如同没有适宜的土壤和气候条件种子不能发芽一样，佛的形象在西域根本没有发育起来。
　　 佛教的最初传播在西域得到的呼应只是口头的流传，主要体现在对佛经的口头传播上，因而才有了大月氏使者取道西域将《浮图经》一路东传的记载。因此，虽未见到佛的形象，并不等于说，有关佛的信息没有传播到这里。从以后西域佛教译经事业的发达和成熟的程度来看，口头传播时期佛信息在此地的流传程度决不亚于当时的南方，从一开始西域就是佛教向中国传播的最前沿的站点，而不是待中原地区的佛教发展起来而后然。
　　 佛教初传时期，南方和西域通过不同的途径，依靠各自的传播方式，形成最初的佛传根据地，并继而将佛的信息传递到中原，从这个意义上讲，佛教向中国传播的方式和途径是多元的，陆路和海路在早期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其地位和作用是同等的，似不必分出孰先孰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