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发现的一例佛像出土于陕西省汉中地区城固县的一座东汉晚期的砖室墓，与此前所出不同，佛像不是装饰在钱树的插座和树干上，而是挂在钱树树干的顶部，代替了以前同类钱树上西王母的位置。（注：罗二虎：《中国陕西省出土佛像考》，原载日本龙谷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纪要》第32号。又刊于《文物》1998年第12期。）属于长江上游的佛像考古遗存有如上述，散在四川的沿江、中部及偏北地区，包括汉中的一例。
　　 另有一例，稍微偏离长江沿岸，在东部的沂南地区，东汉末至魏晋的画像石墓，其中室的八角擎天石柱上，南、北的顶端各刻一头上有束带、腰间系下垂流苏之带，头后带项光的立像。发现之初，报告并未确认其为佛像，但也并不否认，手印和佛光为受佛教影响的产物。（注：见《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以后有研究者认定其为佛像。（注：俞伟超：《东汉佛教图像考》，载《文物》1980年第5期，第73页。）长江中游的佛像造型文物主要出在湖北省。
　　 在湖北发现的佛像造型文物，以武昌莲溪寺砖室墓出土的鎏金铜饰件最引人注目，因同墓出土永安五年(262)铅卷，该墓为有确切年代可考的吴墓。（注：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武昌莲溪寺东吴墓清理简报》，载《考古》1959年第4期，第190页。）所出鎏金铜饰件上的佛像，头后有圆形项光，像侧绕饰蕾莲，是一尊立于复莲台上的典型的佛像形象。（注：参见杨泓《国内现存最古的几尊佛教造像实物》，载《现代佛学》1962年第4期，第33页；程欣人《我国现存古代佛教最早的一尊佛像》，载《现代佛学》1964年第1期，第11页。彩色图版见《佛教初传南方之路》，图版16；图版16说明，第162-163页。）出于湖北的佛像形象还出现在另一类铜质载体上。70年代以来，湖北鄂城和武昌地区陆续出土了大量的铜镜实物，且以吴镜居多。（注：见俞伟超《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序》，《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概述》，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2页；管维良《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10页。）出土于鄂城五里墩的四叶八凤佛兽镜，据说镜背的装饰风格从流行于东汉时期夔凤镜（即柿蒂八凤镜）的系统演化而来，（注：见俞伟超《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序》。）其装饰主纹为四桃形（应即由柿蒂形演变而来）叶，叶间有四对凤，“叶内各有一佛，其中三尊为结跏趺坐，一尊为半跏趺坐。后者面前跪一供养人，作礼佛状，佛背后一人可能为胁侍弟子。”（注：王仲殊：《关于日本的三角缘佛兽镜》，载《考古》1982年第6期，第634页。）佛像夔凤镜的传世品见于著录的有四面，均流传海外。它们分别收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哈佛大学福格博物馆、美国波士顿美术馆和柏林国立博物馆，考古学家认定上述传世品为吴镜，其制作年代应在3世纪中期。（注：见王仲殊前引文，第634-635页。）类似的文物还见出土于鄂城寒溪公路的一面画文带神兽镜，由于装饰图案佛像内容的存在，又可称为画文带佛兽镜，其制作年代大约在吴的中后期。日本各地墓葬亦见出土此类铜镜，但年代稍晚，均系产自吴地的产品。（注：见王仲殊前引文，第631页。）画文带佛兽镜与出土于日本的几例三角缘佛兽镜相比，其内区主纹的装饰图案都有佛像内容，但外区的纹饰及其外缘形制有明显的差异，因此后者系由东渡日本的吴国工匠制作。（注：见王仲殊前引文，第631页。）这类流散海外的吴镜亦应重视。
　　 东汉至三国时期，以佛像为生活用品和随葬物品装饰的习俗开始出现于长江中、上游地区，无独有偶，长江下游，也常见生活用具上的佛像形象，只是更多装饰于陶瓷器具上，如在江南地区十分流行的一种叫做谷仓罐（即魂瓶）的明器，于罐的腹部贴塑佛像已很普遍，其佛像造型与武昌一带铜镜上的坐佛基本相同，最早发现的一例是釉陶制品，1955年出土于江苏南京江宁赵土岗一座凤凰二年(273)的纪年墓中。（注：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南京近郊六朝墓的清理》，载《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又见《佛教初传南方之路》，图版62，图版62说明，第173页。）以后发现的同类品，更有塑佛于罐顶的屋舍内外，或罐口的周缘，或罐颈环侧小罐之间，多至30余尊。（注：金琦：《南京甘家巷和童家山六朝墓》，载《考古》1963年第6期；《佛教初传南方之路》，图版66，图版66说明，第174页。）佛像塑于魂瓶，不仅见于江苏的釉陶制品，还见于浙江、安徽等省的青瓷制品。（注：《佛教初传南方之路》，图版65、70、97及相应的图版说明，分别见于第174、175、183页。）除此而外，其它各种日用青瓷器具上的贴塑佛像也屡见不鲜，如青瓷佛饰三足奁、青瓷佛饰熏炉、青瓷羽人纹佛饰盘口壶、青瓷佛饰双系罐等，出土于浙江、湖北、江苏等省属于东吴时期的墓葬。（注：见《佛教初传南方之路》，图版34、37、38、46及相应的图版说明，见第167、168、169页。）

　　 　　二

　　 从以上列举的长江流域地区的佛像遗存来看，佛像的造型基本趋同，大部分为坐佛，结跏趺坐或半跏趺坐，头有高髻，有头光或项光环绕，着通肩大衣，衣纹悬垂胸前。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这类佛像集中出现于2-4世纪，即东汉三国，晚不过西晋初年，表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
　　 东汉三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从统一走向分裂的时期。先是豪强争霸，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广大农民失去土地，流离失所。东汉后期，政治腐败，外戚、宦官对人民巧取豪夺，横征暴敛，给人民增加无穷苦难。加上军阀混战，人民更是颠沛流离，深受战乱之苦。处于水火之中的劳苦大众，渴望摆脱战争，摆脱贫困，渴望得到和平与安宁，然而人力又无法改变现状，于是寄希望于神灵成为他们共同的心理状态和精神需求，他们向各路神仙求救，恳请赐福除灾。他们祭拜伏羲、女娲，也叩头东王公、西王母，而当这些老面孔的神灵也没给他们带来多少好运时，他们便请进新模样的神灵，佛像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被请到诸神灵的宝座上来的。开始，佛这位新神只是跻身于人们所熟悉的众神之列，到后来，索性替代了某些神灵，譬如在原本塑着西王母形象的位置改塑一尊佛，目的只有一个，祈求新神带来好运，祈望保佑生灵，也祈望保佑亡灵，于是刻画佛像于墓室或随葬器物上。通过佛像传达出来的这种心理状态和精神需求普遍存在于生活在东汉至晋初这一时期的民众之中，但不同地区的佛像遗存之间仍存在不小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