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于宗教和科学关系的传统看法，主要得自于对基督教和科学关系史的研究结论。但是，正如英国科学史家约翰·布鲁克在其《科学与宗教》中指出的，对于宗教和科学关系的抽象表述和一般性的结论无益于认识二者之间异常丰富和复杂的关系。这是因为，一方面宗教与科学的关系体现了具体的历史性;另一方面它也受到一种宗教特定的文化内涵和文化性格的制约。由于佛教的教义体系、认识机制和解释系统等具有自身的特点，它在与科学的相互影响中既表现出一般宗教的性质，同时又表现出自身的显著个性。随着当代科学的进展，佛教与科学之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交流局面。通过对这一现象的考察，可以进一步认识佛教与科学关系的演变机制，现实地认识和把握佛教与科学关系中丰富的文化内涵，为当代文化的发展和创新提供借鉴和参照。

　　 一、佛教与当代科学的跨文化对话

　　 20世纪下半叶以来，许多科学家在“东方神秘主义”与现代物理学之间发现了的“惊人的平行之处”，以此为契机展开了佛教等东方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之间的跨文化对话。他们通过探讨这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平行性”所蕴含的意义，寻找现代科学文明与其他文化系统之间相互理解和整合的可能性。其中，现代科学与佛教之间的对话，已成为科学与宗教文化之间对话的一个热点领域。这一现象显示，现代科学的进展为佛教文化重新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与动力。

　　 在现代科学与东方宗教文化的跨文化对话中，当代理论物理学家弗里乔夫·卡普拉(Fritjof caPra)是影响较大的一位。在《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一书中，卡普拉对“东方神秘主义”的认识方式与现代物理学的认识方式进行了多维度的比较，并阐释了这两种认识方式对于人类社会的价值。卡普拉指出，宇宙的基本统一性是东方神秘主义世界观的根本特征，也是现代物理学最主要的发现之一。爱因斯坦相对论学说揭示了对时空的描述与观察者有关;而量子理论则表明人本身更深地卷入到了他要认识的世界中去:“量子理论……引进了用参与者代替观察者的概念，甚至发现了在描述世界时有必要把人的意识也包括在内。而参与者的概念是东方世界观的核心，佛教的唯识理论即是这一观念的独特表述。他引用阿那加里卡·高宾达喇嘛(Anagarika Govinda)的话说明了这一点:“对于他(佛教徒)来说，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只是一块布的两个面，在这块布里所有的力和事件的线条，所有形式的意识及其对象，都被织进了一个无穷无尽相互有条件地联系在一起不可分割的网络。卡普拉还指出，现代物理学的认识论特征还在于它对于力和物质、粒子和波运动和静止、存在和不存在等一系列对立的或矛盾的概念的超越，这也可以在佛教思想中找到相应的说明:大乘佛教已经用它那高度复杂的辩证法论证了终极实在是对概念的超越，它是无法用概念或思想来把握的。卡普拉还对现代物理学的量子场论与佛教的空”论进行了比较。

　　 按照量子场论，场是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统一，量子真空潜在地蕴含着粒子世界的所有形式。卡普拉认为，现代物理学的这种“真空”概念与佛教“色空不异”的思想是极为相似的。

　　 但是，卡普拉并不认为现代科学的发展是在简单地重复古代东方的智慧，我们可以把它们看作人类精神的两种互补形式。他认为，新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的趋近，表明西方世界传统的二元论世界观将面临危机。在《转折点》中，卡普拉进一步论述了东方神秘主义对于西方社会的启示性作用。在卡普拉看来，西方社会正面临一场极为深刻的文化变革，这场变革的前奏是以现代物理学—东方神秘主义的认识范式(Paradigm)代替以笛卡尔—牛顿主义为特征的世界观。新的文明将把东方神秘主义的文化因子整合到自身中去，在认知模式、价值取向、文化观念上实现根本的转换，从而从根本上解决西方社会的矛盾。卡普拉虽然没有对佛教与现代物理学的结论相互契合的原因作出圆满的解释，但他对它们之间平行性的洞见仍表现出跨文化研究特有的价值。

　　 对于佛教哲学与现代科学的哲学基础所作的更具体的分析体现在曼斯菲尔德(vict。: Mansfield)的文章中。曼斯菲尔德是美国colgate大学物理与天文学系教授，他的兴趣集中在佛教中观哲学与现代物理学的对话方面。他尝试把佛教的“空性”教义和现代物理学观念之间进行比较，希望这种比较和应用，能够激励量子力学的哲学基础和佛教理论之间的对话:一方面中观哲学可能对理解量子力学有所帮助，同时量子力学也可以帮助理解中观思想。在曼斯菲尔德看来，量子力学不象中观派那样把意识置于核心位置，尽管在量子力学中有反实在论的倾向，然而量子力学与经适当修正的非还原论的实在论是可以相容的。在以中观思想对相对论物理学所作的考察中，曼斯菲尔德也发现了二者在“相对性”上的差异。相对论物理学中的定律及其属性，对于中观哲学家来说只是一种精致的概念增益，它们本身都没有独立的存在，而相对论物理学则必须以某种不变性、实存性和绝对性的为基础。曼斯菲尔德认为，对于中观思想不能仅作智力上的理解，“空性”的获得与慈悲精神的实践是不能分开的。中观哲学与相对论理论对于人类生活有不同的意义，因此应该避免在它们表面相似的概念之间建立任意的、不准确的联系。曼斯菲尔德认为，中观哲学与现代物理学的对话扩展了对人类精神领域的理解，对于西方科学家而言，对话最明显的效果就是使他们认识到了传统的笛卡尔认识模式的内在缺陷。他认为，“如果能充分地结合科学来认识空性原理，将会实际地促进科学事业的发展。”

　　 在当代，佛教与科学的关系不但得到当代科学家的关注，而且成为一个专业的研究领域。美国学者艾伦·华莱士(B.月an Wallace)就是这一领域的代表人物。他由于藏传佛教与现代心理学方面的研究获得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学位，在此之前，他曾长期在印度、欧洲等地学习藏文、佛教理论以及佛教的冥想实践。他的著作包括《物理学与心智的佛教视点》(1996)、《藏传佛教冥想实践》(1998)、《走向新的意识科学》(2000)等，他的最新著作是《佛教与科学:开辟新疆域》(主编者)。在此书的导言中，华莱士表达了对于佛教文化的独特认识。他认为，为了真实地认识和了解佛教，必须突破现代学术对于“宗教”少哲学”少科学”的传统学科定义，按照西方已有的学科划分标准，佛教不能简单归类于其中任何门类。佛教显然带有很深的宗教性质，但它同样具有明显的哲学的、理性的成分。在长期的历史中，佛教发展了一套独特的探索人与自然的严密方法，它如同科学一样形成了关于自然界的系统性知识，建立了一系列关于精神现象及其物理关联的假说和理论。由于佛教的根本旨趣在于探求人生苦难的性质和起源，探索解脱的原因和可能性，因此佛教在处理主观心理现象时采取了与现代科学不同的原则。科学将主观经验因素从对自然的研究中排除出去;而佛教则将心理现象同物理现象置于同样重要的地位，并探讨了它们之间相互依存的因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