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注重对内心世界的省察，它在很多领域里超越了现代心理学的研究视野。从这种意义上，华莱士认为，“佛教与其被看作一种先验学说，不如被认为是一种经验主义。

　　 在华莱士看来，佛教之所以难以被现代科学所接受，是由于在现代科学研究中客观主义、还原主义、物理主义等思潮占据了主流地位。它们以哲学的教条代替了宗教的教条，是阻碍科学进一步发展的形而上学假设。如果科学能从这些思想梗桔中解脱出来，那么佛教的“科学”可以作为一种探索自然的方式与现代科学相补充，人们将在对于世界的精密描述和对意识的本性、生命的意义的领悟之间达成新的平衡。在佛教研究上，华莱士提出要充分考虑佛教实修者(practitioner)的亲身经历与感受，而不是作单纯的文本(tex- tual)的研究。我们应该将佛教作为一种“自然哲学”(natural philosoPhy)来对待，通过严格的逻辑分析和经验调查去追寻问题的答案。华莱士认为，如果抛弃思想中的先入之见，科学和佛教之间的跨文化跨学科的协作将会使我们在许多方面，包括宗教、科学、哲学的研究上走向澄明。

　　 我们注意到，许多当代科学家，包括一些具有世界声誉的科学家，都将自己的科学活动与佛教等东方宗教思想作了某种联系，肯定这种哲学对于他们的科学活动的有益影响。著名的量子物理学家玻姆(David Bohm)即是一个突出的例证。玻姆除了在量子物理学上的贡献之外，还被认为是一位深邃的思想家，他由于在爱因斯坦和哥本哈根学派之外提出了量子力学新的哲学解释而著称。他的整体性思想与隐秩序概念可以看作是一个深受东方传统影响的科学家对宇宙作出的哲学思考。许多西方科学家认为，佛教文化与现代科学具有不同的文化价值，可以在它们之间建立平等的对话关系，这从整体上有益于人类文化的发展。当然，这种对话并没有改变佛教文化的宗教文化属性，只是人们对待这一文化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们承认佛教文化中包含有永恒意义的智慧，但他们是在科学理性的基础上去接受这一点的，佛教的宗教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已被作了趋于现代科学的解读。无庸讳言，有人仍然会对佛教怀有某种宗教信仰的心理，但是这种信仰心理更接近于爱因斯坦所称的“宇宙宗教”情感:这种情感以科学理性为基础，与他们的科学探索精神构成一种统一的、相容的关系。这一跨文化对话的持续活跃表明，在佛教的宗教外衣之下存在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可以为现代科学所认识和汲取。

　　 二、“佛教心理学”对现代心理学的影响

　　 在佛教与现代科学的关系中，从对话的深度以及取得的成果来看，佛教与心理学的对话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佛教典籍中蕴含着可供现代心理学研究和汲取的内容，这已为许多近现代学者所认识，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就曾提出要从认识论和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佛教，认为“治泰西哲学及心理学者，在西方学者中较早注意到佛教的心理学资源的是英国的佛教研究者戴维斯夫人(MrS.Caroline Rhys Davids)。精通巴利文原典的戴维斯夫人敏锐地意识到佛教具有不同于西方观念的心理学体系，1900年，她将佛教的南传巴利语典籍《法集论》翻译为英文出版，并以《佛教心理伦理学手册》为之命名。随着西方心理学的发展，从心理学角度对宗教现象进行研究成为现代心理学重要内容，同时这种研究也成为心理学自身发展的动力之一。

　　 20世纪初期，弗洛伊德(S 19 mund Freud)提出了影响深远的精神分析学说，以无意识理论对宗教进行了心理学的解释。他认为，宗教是人类被压抑的本能和欲望的无意识创造，它是以想象的满足代替真正的满足，在科学的权威建立起来之后宗教已失去了存在的基础。精神分析学派的后继者、分析心理学的创始人容格(Kari Jung)则以其“集体无意识”理论对弗洛伊德的理论进行了改造，为宗教的存在作出新的心理学诊解。容格的心理学理论与东方宗教文化，特别是佛教、道教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这已是许多研究者的共识。容格自己也说过，“身为医生，我承认我从佛陀的玉旨纶音中深得启发，获益良多。我正在某条路上迈进，这条路线绝对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的人类思想史上去。可以说，容格是通过对东方文化的领悟实现其心理学“范式”转换的。

　　 他对佛教的看法，集中体现在他对《西藏度亡经》、《涅磐道大手印瑜伽法要》、《观无量寿经》佛教典籍的阐释中。他把“实相中阴”称为“集体无意识的领域”，认为“实相中阴的状态是由业力引发的幻觉，亦即从前世过去心之残滓生起的幻觉状态。佛教中所说的“业力”可以从广义的角度将它看成心灵的遗传，也就是集体无意识的能动性再现。《西藏度亡经》的内容属于最高阶段的经验心理学，它向我们表述了终极的真理:一切诸神都是我们灵魂的假象和反光。容格还高度评价藏传佛教中的曼茶罗的意义，称它是宇宙实在性的一种表现方式，是“原型的普遍性作用的一个最佳例证”。

　　 在容格看来，佛教的宗教实践过程具有深刻的心理学意义，可以为现代心理学所借鉴。容格的结论建立在他对包括东方文化在内的各种类型的文化文本的广泛研究，以及对这文化的现存形式进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集体无意识”理论正是他对人类文化统一性的一种心理学表述，从另一种意义上，也是对不同的文明类型平等生存权的肯定。在理论上，它是对弗洛伊德体系固有的片面性所作的反驳，但是，浓厚的神秘主义气息也成为容格理论遭受垢病的主要原因。

　　 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埃利希·弗罗姆(ErichFr。mm)同样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在《生命之爱》中，弗罗姆称接触佛教同他接受精神分析学说、接受马克思主义一样，是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经历之一。在《精神分析与禅宗》中，弗罗姆对禅宗这一古老的宗教形态作出了富于创建的现代解读。弗罗姆认为，禅宗和精神分析分别是东方和西方精神的独特表现:禅宗是印度理性和抽象性同中国的具体性和现实主义相融合的产物，而精神分析则是西方人道主义与理性主义的产儿。从本性说，精神分析本是对精神疾病的一种治疗方法，禅则是一条精神拯救之路。但是，对于人类精神现象的洞察使它们跨越了文化的鸿沟。精神分析理论承认内心深处的“无意识”是人类心灵更重要、更本质的部分。它所采用的自由联想的方法，超越了逻辑的、有意识的思维方式，同习禅者的精神历程上十分相似。弗罗姆十分推崇禅宗实践中的独创性，借用铃木大拙的话称“禅本质上是洞察人生命本性的艺术。认为禅宗虽然具有与精神分析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哲学基础，但是它能从观念上深化精神分析对于人类本性的认识，在技术上也能带给精神分析以丰富的启示。同时，精神分析则可以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帮助习禅者避免陷入假开悟的陷阱。